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现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务件下,杜甫君臣现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浅谈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

春秋初年的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为历代美谈,但对其治国思-想中的法治部分作出系统评价的却是几百年后战国末期的韩非.集法家大成的韩非肯定了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并对其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作出批评.     

拆迁变法：学者抢走官方的“麦克风”

自2009年底五学者上书建议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来，拆迁变法就成为备受舆论关注的焦点。其后，国务院再启修法程序，也激发了坊间对于这一行政立法进展的“窥视欲”。近日，刚参加了1月20日国务院座谈会的专家就向媒体披露，新条例草案中，“拆迁”的概念即将成为历史，并由“搬迁”取代。     

读《史记·商君列传》之商君

商鞅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被历代史学家肯定,但对其本人的一些评价过于苛刻,如太史公言＂商君之少恩义＂,对此笔者提出异议,并分别从商鞅变法整个过程来分析商鞅这个伟大的人物。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首先,根据散佚于古籍的《字说》字例,归纳出王安石说解字义的五个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他自己所发挥的“会意”之法为中心,并将“六书”的会意与王安石的“会意”之法作了简单比较。其次,认为王安石《字说》采用“会意”之法说解字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字义“出于自然”的文字观,二是他反传统注疏之风的实践,三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要。这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体现出他提倡的经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一贯思想。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及其特点

为了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复兴儒学 ,王安石在批判、否定佛道空无学说的同时 ,提出了其道本体论 ,并力图由天及人 ,从道本体出发对儒家的纲常名教作出论证。但是其本体论建构的特点是以人法天而非天人合一 ,存在着天人二本的缺陷。相对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本体论建构的目标而言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是不成功的     

北宋文官政治与熙丰党争

本文从剖析北宋文官集团的社会心理和行政管理入手 ,认为北宋文官政治具有两大特性 ,其一 ,矛盾的复合性格 ;其二 ,低下的行政效率。这两大特性使得文官政治成为党争的源泉和推进剂。而在此制度背景下展开的王安石变法难免陷入党争泥潭 ,终至新法尽废而互讦不已。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北宋山东《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研究

《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有重要史料价值，记载该寺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暨敕差住持制最终定制的过程，反映教团内部矛盾重重，但部分僧人在有限权力范围内试图改革创新；朝廷对佛教管理更制度化和官僚化；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以诗证史，可见当时政教关系总体发展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