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时期的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

维新变法时期，由于维新派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女子教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女子获得了受教育权和留学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自我解放意识的初步觉醒，开创了中国妇女自我解放的先声。     

王安石道论研究

王安石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经学家和思想家。就哲学思想而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其道论。王安石道论首先阐述了有无之间的关系,用道之本、末统摄了有、无;其次提出了万物运化的根据在于元气和冲气的观念;再次则采用自然和人力这一对概念说明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差异,并通过强调人力的必然性,进一步推论出儒家价值观的必要性。王安石道论在北宋儒学复兴中开道论建构的风气之先,但因为其道论有以无为本体的倾向,被认为杂于佛老,所以后世大儒对其评价不高。     

王安石的仕隐心态及其诗文之理性

作为中外闻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既有“救时”、“许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又有通过谋求出仕“得禄”以“养亲”的现实考虑,还有着知难而退的隐逸情怀.在仕与隐问题上,他坚持以“道”进退,主张“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藏器于身”、“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待时而动”.这种矛盾重重的仕隐心态使其诗文创作带有独特的理性.     

商鞅：从“信”到“霸”的变革者悲剧

战国中期，上天赐予了秦国一次伟大的机会，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商鞅变法。司马光当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资治通鉴》当然不会落下这次记载。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王安石提出“三不足”之说质疑

自邓广铭先生在 ７０年代中期肯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王安石提出的以来,大多数著述都采用了此说并把“三不足”当作王安石坚持变法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北宋中期社会存在浓厚的敬天之威思想意识、崇尚祖宗之法、盛行净谏之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不可能提出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不足”之说的。王安石在变法前后的言行中,也完全找不到“三不足”之类的词句。而“三不足”之说的各种来源,则表明它是反对变法的反对派编造出来的,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     

商鞅变法得失新析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一次封建化改革活动。这次变法既有值得后来改革者认真总结和借鉴的一系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不少极为沉重的历史教训。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