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观阐微--对商鞅变法的再探讨

秦朝存在时间短暂,但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却占有重要地位.有关秦朝速亡原因的研究成果颇多,文章从商鞅变法的负面效应入手,对秦亡原因作一新的诠释.     

“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

本文回顾了中国法律改革的历史过程,并揭示了其背后蕴藏的经济逻辑。在和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相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法律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变法”模式由于充分注意到政治的交易成本,采取了一系列极富特色的改革策略,使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现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国法律改革的经验已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法律经济学含义是:政治过程在短期内是影响法律改革绩效的关键变量,治国者要想使转轨成为一个平滑、连续的过程,就必须注意在改革的每一步尽量减少政治交易成本,力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平衡的艺术”,而这在主流的法律经济学框架内并没有得到有效说明,法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应该为这种“变法”的“政治艺术”提供理论基础。为此,本文分别在政治市场和意识形态市场上讨论和反思了传统意义上的科斯定理的局限性。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

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庆历新政的成败得失决定了以后宋学精神的发展.庆历新政不仅是熙宁变法的先河,而且由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确定了二程洛学的发展方向.     

王安石《洪范传》作年论辨

《洪范传》是王安石一篇重要的学术作品,但学界对其写作年代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因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阶段分期的特点,因此,确定它的写作年代对于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很有必要。与以往学者从该作品的最早版本,或从王安石对旧作进行“删润缮写”的时期来确定其写作年代的途径不同,通过分析王安石道本体论的演变,不同篇章中相关思想的关联及其人才观、君臣观思想内容所属的阶段来判定,认为传世的《洪范传》文本的写作年代应该被确定为王安石熙宁三年上呈给神宗皇帝前夕,属于其后期的作品。     

王安石诗歌中的女性描写

王安石诗歌中刻画了西施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和月里嫦娥、巫山神女等仙女、神女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寄托了王安石变法受压抑以及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生命情怀,体现出王安石反对红颜祸水论、注重女子幸福的进步女性观。     

《老子》五千言与商鞅变法

在楚简研究中,有论者认为,二千言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五千言《老子》则出自太史儋。本文接着提出,太史儋入秦时间不是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而是秦孝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50年,正值商鞅变法十年后。五千言悉数采用二千言并加以改铸,实际为反变法而造,其政治取向与其崇高的哲学成就并不匹配。     

李觏和王安石的礼学思想比较

李觏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礼,他们都对《周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二人的礼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反对繁琐冗杂的章句之学,注重阐发经典的精神实质,倡导革新,与时俱进,开创宋代义理之学的先河。他们的礼学都能联系实践,通经致用,注重理财,对南宋的事功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觏理财重在富民,而王安石理财重在富国,这是二人的礼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比较论

王安石、王安礼是宋代江西临川王氏家族作家群中的杰出代表。文章对王安石王安礼诗文创作进行比较,论证了二人文风之异同,窥见宋代江西临川王氏家族乃至宋代临川文学兴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