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变法自强思想述评

王韬特殊的经历,使他有幸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著名政论家和早期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面对西力、西学东渐这千年未有的时代变局,王韬呼吁变法自强,试图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兴学育才,改良政治,从而达到“借法以自强”的目的。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近代不平等条约与清末法制的变革

本文分近代不平等条约对清末法制变革的间接影响和近代不平等条约对清本法制变革的直接影响两个部分,阐明了近代不平等条约与清末法制变革的相互关系,使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总结过去,关注今天的法制变革,进而从中吸取某些值得借鉴的内容。     

新发现的谭嗣同书简

近日,孔夫子旧书网一书店出现了谭嗣同书信一则。经专家鉴定,此信为谭嗣同真迹。此信不见于《谭嗣同全集》等文献,属首次发现。谭嗣同真迹在民间罕见,故此信弥足珍贵。笔者将此信释文,并对收信人陈长橿的生平及其与谭嗣同的交往略作考证。     

荆公评韩新论

荆公评韩应首先考察荆公对韩愈的总体评价,而重点则是对荆公评韩言论里聚讼纷纭的《韩子》诗作新诠评。荆公评韩的更大意义在于深入挖掘褒贬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从而揭示出荆公评介韩愈在整个宋代韩学研究史上有关捩作用。     

从宋人笔记看王安石的人格

采辑宋代文人书札笔记中有关王安石的史料并粗加甄别,在对王安石的体貌气魄和人格形象略作探析之后,着重对王安石的人格从六方面作了述评,以求公正评价王安石的体貌人格。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妨学一学“吴下阿蒙”

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侃自用之道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文中说到苏轼批评贾谊不善“自用”,也就是说不会处理好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以致使他的才能失去了发挥的机会,最后忧郁而死。苏轼对此颇感惋惜,说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其实,苏轼自己又何尝真通“自用”之道呢。不也坎坷了一辈子么！他年轻气锐时也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以图自效。但他又反对王安石的改革。以致被投入监狱,并被贬黄州。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王荆文公诗注》 看李壁对王安石的评价问题

除注释方法、文献考订及艺术评价外,李壁《王荆文公诗注》在评价王安石方面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安石之变法,遭到南宋朝廷严厉清算,北宋亡国之罪亦被归咎于此;李壁从王安石变法的"本心"出发,对其忠纯为国的精神表示同情之理解。王安石之学术,理学家为争道统斥其为"异端邪说",进而全面批判王安石;李壁注虽也受理学思想影响,但却并不因此否定王安石的学术及其他。王安石之人格,南宋兴起了将其"小人化"的批评风潮;李壁则通过诗歌笺注为王安石辩诬,并高度赞誉了荆公的道德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