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论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的思想倾向

三司度支判官是王安石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阶梯。在任期间，王安石着眼法度问题，向宋仁宗提出革新意见，试图扭转北宋王朝的颓势。他既强调合乎先王本意的法度的建设，也十分重视人才培育，在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等方面提出过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成为之后熙丰变法的先导。王安石关注政治忠诚问题，在《明妃曲》中，他倡导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相互的忠诚关系，此种忠诚观念更有生命力。王安石强调理财的重要性，其宗旨一是理清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合理调配财政资源；二是扩展财政来源、增加国家财富。这就需要在生产、分配和流通等一系列环节展开有序、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自20世纪初以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除了少数学者，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本文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污名化经历了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和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三个阶段，并从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