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西藏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促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聚焦西藏工作“四件大事”、着力创建“三区一高地”的战略任务之一。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时间还不长,其内涵意蕴、内在逻辑、目标评价和实践路径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本文阐述了西藏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从本质特征、内涵意蕴、发展观演变、现实基础和现实需要、使命要求等多个维度揭示了其内在逻辑,基于总体思维和宏观角度,提出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西藏经济的内生发展能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几条关键性实践路径。     

呈现形而上学的根基--马克思对施蒂纳批判的批判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历史解读大多局限于第一章,而对几乎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的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应当看到,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施蒂纳,像费尔巴哈一样也是思辨哲学的坚定批判者,他不仅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还把批判矛头进一步指向作为思辨哲学批判者的费尔巴哈,而且施蒂纳对思辨哲学的批判理路和指向与马克思曾经展开的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为什么费尔巴哈曾经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并且马克思一直没有对费尔巴哈展开系统的批判,而对施蒂纳却不惜笔墨,在作为马克思创立哲学新世界观标志性文献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施蒂纳展开了无情的、甚至是苛刻的批判?这是一个在思辨哲学的语境中永远无法说清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已经由对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单纯指认和形式上的批判与指责,决定性地转入对哲学形而上学之根基、来历的思考,并已经在此基础上准备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作为一个在思想上"生不逢时"的人物,在费尔巴哈之后的施蒂纳的所有批判却依然是从思辨哲学出发批判思辨哲学,在思辨哲学内部批判思辨哲学,甚至于这种批判不仅没有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低于思辨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水平;既然那个曾经对马克思思想境域的转换发生了重要影响并因而得到马克思高度评价的费尔巴哈都已经被马克思抛在了身后,这个甚至还低于费尔巴哈水平的施蒂纳又岂能寄希望于从马克思那儿得到些什么积极的肯定呢!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哲学语境的开启.认真对待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为我们所开启的哲学革命的新境界.     

牛津大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实启示

牛津大学素有博雅教育的传统。其中,人文精神是其自觉追求的目标。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及其课程实践的生命在场是对大学人文精神的一种现实回应。普遍知识的传授、求真之路的朝向、绅士典范的培养以及哲思传统的守护,坚守着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显性人文课程和隐性人文课程的设置,践行着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牛津大学对人文理想的践行和整全人的培养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启示。     

休谟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比较分析——基于《人性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活跃于18世纪的休谟在《人性论》中围绕人的知性、情感和道德,建立起关于人性科学的一般原则。他根据经验观察的方法,论述情感自然主义,遵循怀疑主义的实践,呈现出丰富的人学思想。百年之后,19世纪的马克思从现实的生活出发,遵循辩证思维,阐释“现实的人”,强调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将人性放置在社会、实践、世界和历史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性丰富的、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实现了对休谟人性原则的现实超越。二位哲学家在人性思想的发展逻辑上形成了递进式的解构。     

话语权力的互动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艺术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多种话语方式在两个层面上互动人物话语之间互动,形成了虚拟现实,叙事话语与虚拟现实之间互动,产生了相对独立的作品世界.话语互动一方面揭示了人生选择的意义,另一方面阐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如何实现党建引领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白云区清湖村为例,从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为领导的城中村领导体系、创新“户组制”最小治理单元延伸网格治理触角、推行“三问”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法、建立“村企联盟”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用“绣花”功夫建设文化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新时代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政治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机制创新;坚持服务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主体创新;坚持发展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方式创新;坚持组织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手段创新;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城中村治理目标创新。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仅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更是一个反映现实矛盾和破解人民大众对现实问题关切的方法论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必须切实做到在理论态度上亲和人民大众、理论内容源自人民大众、理论宣传形式适合人民大众、理论本质服务于人民大众,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蕴的理论质素转化为改造社会现实的强大思想武器。     

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