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见危不救”刑法规制的正当性

透过网络等媒介,现实生活中见危不救行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让人触目惊心,感叹于人性冷漠的同时,为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学术界对见危不救入刑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主张在当前风险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存的人文环境下,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行为,以期在全社会重塑一种"救人于危难"的集体意识。     

商业秘密的制度困境与刑法保护——由两会代表李长杰的议案引出

刑法在介入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上并没有因为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和刑罚力度,而遏制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反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适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与完善,以及商业秘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司法抉择增加了新的难点。本文以李长杰的议案为切点,提出商业秘密保护的最佳刑法方案,保障商业秘密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出罪。     

文化遗产法益的刑法保护

文化遗产有物质和非物质两种表现形态,其根本属性在于文化性、公共性,经济性则是次要的;文化遗产权主要由包括刑法在内的公法加以保护,辅之以私法保护。现代刑法中法益概念和机能发生着嬗变,文化法益为文化遗产的新型法益。我国刑法偏重于保护文物的传统法益而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法益,因而有必要对文化遗产的法益结构进行优化,适度加强对文化法益的保护力度,对相关刑法规定存在的缺陷加以完善。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研究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研究"是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0&ZD054",获资助经费70万元。项目首席专家是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晓教授。该项目组以吉林大学教师为主,同     

向死而生：我国附属刑法的立法批判与体系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附属刑法即将走过40年的立法历程,随着社会生活的更新变化,在预防和规制犯罪方面的作用越发重要。然而,当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单一的犯罪宣示性立法模式,使附属刑法本应具有的犯罪创制、法典修补、条文指引等实质机能烛尽光穷。究其原因,源于对历史之殇的矫枉过正和对法典范式的过度信赖,使附属刑法丧失了独立的体系地位,成为刑法典的陪衬。但是,刑法典自身的迟钝性与滞后性,注定了其无法回应特殊领域法益保护的“供给需求”,因而在规制这些犯罪时力不能及。所以,必须重新赋予附属刑法实质机能,确立其独立地位,废除单一犯罪宣示性模式,重新构建以指引性为核心、修补性为主体、创制性为补充的多元化模式,使其与刑法典共同肃清危害社会发展的犯罪荆棘。     

恶势力的刑法定位

对恶势力的认定,可以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如何区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性"。恶势力本身没有被刑法明文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定罪功能是通过对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体现出来的。除了"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这个法定量刑情节以外,恶势力在量刑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发挥出来的。恶势力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其适用对象应限定为恶势力组织的纠集者,同时应避免重复评价。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刑法的发展变化与立法面向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犯罪影响人类的未来,环境刑法呈现预防走向,环境法益逐渐朝独立化方向发展,危险犯立法呈现扩张趋势,严格责任不断被引入刑事立法。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的方向,应逐步调整单一的刑法典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主、环境单行刑法为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新型环境风险使现有的罪名设置应对乏力,应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合理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在环境刑法的刑罚方面,逐步完善自由刑、丰富资格刑的种类,加大财产刑的幅度。     

论刑法解释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其发展方向之一是与部门法的结合,刑法解释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具有法律解释的一般特征,刑法解释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可以从静态分析和动态运作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重视客观性以及保护人权等内容,后者则对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具体方法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只有准确把握刑法解释的特殊性,我们才能够提升刑事审判过程的水平。     

刑法与自由简论

在当今社会,如何处理好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好刑法与自由的关系,是众所关注的问题.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联合国颁布了很多保障人权的国际条约.在我国,无论是作为最高法律象征的宪法还是其他基本的法律,对公民所享有的自由都给予了充分的规定.在刑法意义上,对于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具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我国刑法对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公民婚姻自由、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及对违反该种自由的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