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自贸区金融业效率实证研究

为大力推进福建自贸区的建设发展,提升金融业效率,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分析了厦门和福州片区的金融业发展模式,并进一步以厦门片区为例,运用T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厦门和福州片区金融业效率处于DEA无效状态,其中,厦门表现为规模无效,而福州呈现技术和规模均无效;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4—2013年间均呈现上升趋势。从分解看,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贡献;外商直接投资、金融集聚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则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提出提升福建省自贸区金融业效率的对策建议。     

技术进步方向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检验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能否借助于技术进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尤为关键。然而,理论前沿普遍关注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忽视技术进步正非对称影响要素生产率改变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现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行业为依托,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方向及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正朝不断偏向于资本方向发展,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进步偏向性不断强化,资本密集型要素配置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相适配共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要素配置结构、技术模仿和行政管制会通过技术进步方向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一国在引进新技术或进行技术创新时应重视技术与要素结构的匹配性,并为其提供相匹配的要素条件保证技术引进发挥效率。     

区位选择与企业生产率溢价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使用OP、LP等方法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区位选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城市有效就业密度的产出弹性为6％,表明城市产业聚集为微观企业提供了生产率溢价;(2)虽然存在行业差异,但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从产业聚集中显著获得生产率收益,依赖于本地市场及上下游联系紧密的行业受益更多;(3)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率溢价存在差异,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溢价越高;(4)若不克服内生性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会高估城市产业聚集的产出弹性.本文政策涵义在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为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提供增长动力,同时,产业聚集作为人口聚集的前导力量有利于破解人口城市化慢于土地城市化的困境.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利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基础上,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了TFP的动态演变,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总体呈下降态势,技术效率下降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核密度曲线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省际差距扩大,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TFP提升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而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制造业集中度对生产性服务业TFP提高的贡献大小均与地区生产性服务业TFP的水平有关。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源的识别与原因分析

为了识别驱动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影响因素,依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基于1978-2014年4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样本数据集构建动态因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驱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因素有5个潜在宏观因子,其中前四个主要因子分别揭示了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波动源,它们分别为工业产出因子、外商直接投资(FDI)因子、设备利用率因子和全要素生产率因子。另外,讨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政策选择。     

异质性下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Marshall外部性是产业集聚影响生产率的方式之一,由于资源禀赋、组织形式和政策环境等产业特殊性,农业集聚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DEA-Manquist指数,测算2002—2016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农业集聚度的提高,出现阶梯递减现象。当集聚度小于等于0.94时,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709个单位,当集聚度大于等于0.94时,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437个单位。同时,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农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V”型结构,中西部地区两者则呈现出“L”型结构。     

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提要]研究和开发是企业中技术、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和生产率的关系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也缺乏其作用情境的讨论。因此,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以2009-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察了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效应且随时间推移而减弱;（2）全样本中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3）在不同股权性质、冗余资源、市场化水平、董事会规模的企业中,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及两职合一、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有所差异。     

环境规制,企业演化与城市制造业生产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视角,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2年〜2008年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经济效率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使用动态Olley-Pakes方法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构进行分解,剖析了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减排指标城市,在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实施后,高减排指标城市的制造业TFP平均提高8.8%.环境规制政策主要通过提升存活企业TFP和阻止低TFP企业进入的途径提升了生产率,但短期内也导致高TFP企业退出比例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本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厘清环境规制和城市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