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资源错配的多层次识别、分解与比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分析视角

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矫正要素资源失衡错配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文章在Aoki(1)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反映区域间、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多层次特征的资源错配分析框架,运用SFA方法估计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多层次识别、分解和比较中国的资源配置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过去的要素循环中,行业内层面要素流动障碍对TFP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以及区域间层面并不明显;工业比其他行业内部资源错配造成的TFP缺口更大。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存在严重的资本投入过剩,而农林牧渔业以及部分服务业则存在人力资本配置过高的问题。在区域层面,存在西部地区要素投入过剩而东部地区要素投入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区域间的技术差距已成为引起TFP损失的第二大因素。测算结果有助于确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轻重次序,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畅通要素循环的政策建议。     

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发展阶段差异研究

选用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0年期间中国电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分解,重点研究了中国电信业TFP的构成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同时进行了横向对比研究,尝试探索了电信业TFP变动的时序特征,揭示了差异演变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改革的成效及电信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德鲁克知识管理理论论纲

德鲁克知识管理理论主要由事业理论、知识型组织“扁平”结构、知识工作者的人事和生产率管理、知识创新管理等构成。德鲁克认为,未来的组织将是以信息或知识为基础的,革新旧的事业理论并进行知识创新是管理人的最大难题和挑战;而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则是提高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组织竞争力的关键课题。德鲁克知识管理理论体现了以任务和权变相结合的管理组织论、以自我控制为中心的管理控制论、以成就和道德相结合的管理价值观等特点。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看日本的产业竞争力

全要素生产率指资本、劳动及其他所有要素 所带来的总和的产出增长。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近20年来日、美等发达国家各产 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并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生产率低下及产业竞争力下降做了 分析，指出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强化产业竞争力、促 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增值税减税能否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事件的经验研究

深化税制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市场竞争地位高、国有产权、处于成熟期以及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增值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显著。渠道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是增值税减税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缩小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税率差异,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应加大对民营、初创等弱势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各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企业改制对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凸显——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1997年以来,我国工业领域制度变迁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按照国际通行规范建立现代公司的阶段,二是民营经济总量迅速扩张.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工业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采用扩展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大量企业数据,对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工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改制、私营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是显著的.     

现代企业职工培训浅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因不重视员工转化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使企业落后的工艺基础与引进技术不匹配，甚至成为企业发展与技术能力提高的瓶颈环节，严重制约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在新形势下，如何抓好职工的培训，以提高职工的素质和能力?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对制造业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的分析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