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农业生产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及政策路径——以重庆市为例

精准识别农业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基于重庆市2009-2018年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DEA模型、Malmquist指数和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其农业生产效率的具体情况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静态的DEA模型显示其农业生产效率均值为0.854,还存在边际拓展空间;动态的Malmquist指数显示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2.8%,现已形成“技术进步诱导,技术效率改善”的双轮驱动局面,尤其是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较高;财政支农、城镇化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通达度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农民可支配收入有负作用。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文章提出了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创新机制和推动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从河南省行业视角看要素错配与ATFP潜在增长

基于含中间投入规模报酬不变C-D总产出生产函数构建要素错配测度理论及要素配置优化对总全要素生产率ATFP潜在增长的影响框架,利用河南省投入产出表及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02-2017年三次产业间资本和劳动要素错配及要素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2002-2017年资本及劳动在第一产业投入过多且错配均未明显改善,在第二产业均投入不足且错配均有较大改善;第三产业资本投入偏多且错配程度逐年下降并接近无错配水平、劳动投入持续不足且错配未明显改善;资本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贡献呈倒W形,劳动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贡献呈W形;2015-2017年劳动配置优化对ATFP潜在增长的贡献高于资本且差距渐增。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从数据大国到数据强国是我国新时代大数据发展的目标,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以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及中小规模企业、成长性及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政策实施后提高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缓解是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大重要途径,因此,应进一步拓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为实现数字强国战略做好政策保障。     

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与地区创新——来自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4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对地区创新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进一步的DID识别策略表明,高校基础研究政策促进了中国地级市层面除外观设计专利之外的创新,但不会促进地级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此解释了高校基础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的现象。     

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碳排放约束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

针对传统ML指数不具有传递性特征并且面临潜在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将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引入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并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研究表明：是否考虑农业碳排放因素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产生较大影响,忽略碳排放约束会高估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可能导致政策偏误;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普遍存在效率恶化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农业技术效率不增反减;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中国农业大省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未能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农业优势,农业大省并非农业强省。     

辽宁农产品比较优势测度

分析辽宁农业及农产品出口现状,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生产性指标对比分析辽宁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状况,得出结论:通过RCA指数测算,辽宁的玉米、干豆、中药材、蘑菇罐头等农产品出口比较优势明显,稻谷和大米、原棉、鲜干水果及坚果、肉类、食用植物油的出口缺乏比较优势;通过生产成本指标测度,辽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在省际比较和国际比较中均占有一定优势,辽宁主要农产品价格总体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机械化水平和灌溉水平有待提高。指出RCA指数无法准确评价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分析农产品,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时,应当引入生产性指标,从成本、价格、机械化水平、化肥投入量及灌溉水平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出口贸易与省域TFP空间维度分析

作为衡量一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生产率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开放倒逼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运用面板DEA-Malmquist指数法可以测算出2002—2011年我国29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经济活动通过影响本省TFP,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其作用传递和迭加到邻近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上,基础设施对我国省域全要素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及FDI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