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棉花种植的生态价值评估

黄河三角洲地区因存在大量盐碱地而具有特殊性,棉花作为盐碱地的先锋作物,利用其自身的耐盐耐碱性,在盐碱地种植棉花,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又会带来可观的生态效益。本文运用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等对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棉花种植的生态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棉田每年保持土壤肥力的价值为1923×104元,维持养分循环功能的价值是1026×104元,固氮释氧总价值是47000×104元,净化大气价值为816×104元,改良盐碱地生态价值是31×108元,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是10800×104元,总计37.2×108元。其中,改良盐碱地所产生的生态价值最大,约占总价值的83%。盐碱地种植棉花所产生的巨大生态经济价值,值得人们重视并加以利用。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政治生态的独特性及其优化路径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赋予政治以德性,赋予制度以良心,赋予行为以责任,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核心和灵魂。中国政治生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的政治生态。它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凝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并突出体现为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独特性: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终结了自古至今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解决了脱贫致富这一世界性难题,使13亿多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然而,由于目前我国权力监督体制尚不完善,还不能满足人民的期待,某些领导干部的个体行为还存在着偏离甚至背离人民群众的现象,由此导致我国政治生态的紊乱或局部恶化。为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政治生态的独特性和优越性,需要不断治理和优化政治生态:一要坚持党的领导,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要完善监督机制,把权力运行规范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三要构建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压力机制,形成利为民谋、权为民用的氛围。     

海绵城市建设中“生态政府”管理模式研究——以X市W路海绵改造项目为例

随着我国新型城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海绵城市的重要性逐步提升。传统的政府管理已经难以满足生态文明时代人们的生态利益诉求。强化生态职能,重视绿色政绩,构建适宜海绵城市的管理新模式势在必行。本文以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为切入点,以X市海绵城市改造项目为落脚点,探究政府在W路海绵改造过程中的管理问题及成因,分别从理念、规划、政策、建设、监管、养护、参与等方面对生态政府管理模式提出建议。     

语境观念与美的界说

任何美的界说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然而传统美学却几乎没有给语境留下立足之地。现代语境理论的成熟为反思美学史上各种美的定义找到了新方法,为建立美的动态界说开辟了新思路。与崛起中的生态文明相呼应,现代西方美学中的许多重要流派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美学理论的生态转型。日渐发达的生态文明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规定了生态美学的任务和使命。生态美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美,生态美是人类在劳动、技术和艺术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实践中创造的美,是一种闪耀着自然主义光辉和人类和谐生存理想的诗意栖居之美,而美则是在实践中生成和显现的和谐的生态存在关系。生态美学的使命是使生态美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在生态文明时代引领人类的审美实践。     

绿色减贫:理论、政策与实践

中国的贫困地区多分布在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劣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绿色减贫的道路。生态文明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基础,两山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战略选择,精准扶贫为绿色减贫提供了具体的操作策略。在绿色减贫实践中形成了以生态环境建设保护、易地搬迁、绿色产业开发三个措施相互结合,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和贫困人群参与,完善市场和绿色资产建设同步进行的绿色减贫模式。绿色减贫市场的不完善、绿色产品价值没有被充分体现和绿色资产回报较低是绿色减贫中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需要逐步加以完善。     

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实现的前提与对策

语言生态伦理的自律价值要在个体、亚族群、族群、国家(政府机构)等语言人的言语行为中得到实现,需要满足走向崇高、知识积累等前提条件;会面临伦理与道德的社会接受度不同、传承路径有偏颇等现实困难;亟需培植伦理土壤,采取多维度措施。讨论语言生态伦理自律价值实现的前提与对策是构建语言生态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全球语言(方言、土语)、汉语领域话语生态共同体,指导我国当下社会不同领域语言生活实践,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态保护区环保与经济和谐共生发展研究--以东江源区为例

本文论述了生态保护区的功能、环境保护和经济共生发展的基础,并以国家级生态保护区东源区为例,阐明生态保护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矛盾原因及环境保护源头控制的战略意义,提出了促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和谐共生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经济学本质和任务

环境的竞争使用提出了资源的配置问题,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配置的制度供给。其调节的对象有两个,长江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的活动,这两个对象的特定,决定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发生、发展和终结,也决定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同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