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车的扶贫日记

我是一辆出生在2011年的大众宝来,代号为鄂A027WU.我的主人是一位年轻帅气的驻村第一书记.跟随他驻村扶贫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里程表猛增了近3万公里.为了铭记这段特殊的经历,我写了很多日记来记录我和我的主人"脱贫、战疫、防汛"的故事.     

数字主妇的情感再生产——宝妈微商的朋友圈营销实践

以往的研究在对数字劳动进行分析时更多关注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过程,而其中劳动者的情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情感再生产的具体方式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呈现。本研究通过引入“数字主妇”作为概念工具,重点分析宝妈微商从业者的朋友圈营销实践。研究发现,资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促进劳动者的情感再生产：通过劳动与社交活动之间的模糊性进行情感吸纳,通过团队化劳动推动情感生成,通过联结社会性别意识形态进行情感询唤。情感体验作为一种使用价值被劳动者消费,进一步掩盖了不稳定的劳动状态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压榨。同时,情感作用于劳动者的主体建构,加重了育儿期女性对工作—家庭不平衡的焦虑,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开辟新的行动空间提供了可能性。本研究通过对数字背景下劳动者情感再生产方式的考察,将资本逻辑、劳动者主体与阶层、性别等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勾连与张力带入对平台数字劳动者劳动参与的分析之中。     

电商企业成本控制路径研究——以A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态势下,电商企业成本控制成为研究热点。深入剖析电商企业成本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电商企业与普通制造业企业和商品流通企业的成本控制方法的异同点,以A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采用比较分析法对其成本构成和控制进行分析和评估,指出存在的成本控制问题,提出成本控制路径建议,为我国电商企业的成本控制提供参考。     

社交电商情境下消费者预期价值研究——基于说服抵抗的中介作用及内容煽动性的调节作用

社交电商的发展使得网红带货成为时下最流行的流量变现方式,商家利用社交媒体投放产品广告,借助网红博主的影响力为产品打开市场并建立口碑。基于说服抵抗理论和信息操纵理论,通过两个实验研究社交电商背景下网红博主与产品之间的契合程度对于消费者对产品预期价值的影响,以及该过程中说服抵抗的中介作用和博文内容煽动强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与博主-产品契合度低的博文推广内容相比,博主-产品契合度高的博文推广内容能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更高的价值预期,且此过程以说服抵抗为中介。同时,内容煽动强度发挥调节作用,当煽动强度存在强弱差异时,不同博主-产品契合度的产品推广博文对消费者预期价值的影响差异逐渐加大。     

电商参与会促进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吗?——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区农户的分析

作为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成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电商参与对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KHB方法剖析电商参与促进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商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概率,同时增加了多重质量认证的可能;参与电商通过提高农户农产品质量认证意愿、增加农产品市场信息以及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三个途径影响农产品质量认证。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电商技术培训,提高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品牌推广等对策,以此促进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社交电商模式创新机制研究

社交电商是有别于传统电子商务模式的一种新衍生模式,是通过社交互动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行为的模式,随着“互联网+”朝向更加深入的领域发展,传统的电商红利逐步消失,优质流量朝向大型电商平台集中,社交电商应运而生。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或电商平台的社交功能,将关注、分享、讨论、沟通、互动等社交化元素与电子商务相结合,使得购买服务更加贴心、购买行为更为理性。本文通过分析社交电商商业模式含义及特征,通过了解社交电商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找到社交电商模式目前发展的不成熟之处,最终依托于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分析,解决社交电商模式发展的几大问题,突破社交电商、消费者与平台三者之间的信任危机,消除乱象,优化社交电商线上线下服务,从而最终达成商家和用户之间的彼此信任,为今后的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