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

成都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开放、包容,成都的文化或天府文化的特质就是兼容,这一文化特质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章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从民族大格局看,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西南边疆和内地的桥梁,尤其是在汉藏交流中起着连接枢纽作用。成都地处青藏高原山前地带,青藏高原孕育和滋养了天府文化,而移民与文化复合性造就了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容使得成都成为连接汉藏民族的重要枢纽。今天,成都的连接枢纽功能正日益加强,这对于成都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十分重要。     

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探索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在人类早期四大文明中,是唯一不曾中断者.其强大的文化基因,主要源自七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第一,上下七千多年中在超过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版图中,漫天星斗光耀中华的多元文化在互识互融中,凝聚成共同审美的文化标识——龙凤图腾.第二,"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殷鉴"之光,孕育出人类文明史上最敢于正视错误、挫折,勇于弃旧图新的中华民族.第三,历史上的万里长城为保护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化育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第四,祭祀文化是凝聚中华多元文化血缘亲情的强力"磁场".第五,汉语言文字是凝聚多元文化形成共同审美的强大"密码".第六,以人为本的中华智库孕育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第七,广阔的生存版图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客观保障.七个领域的文化基因,涵养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不但保证了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浴火新生、历久弥新,更为当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障.     

论微文化视域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

文章从微文化视域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进行分析,通过微文化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的价值和挑战两个维度进行解析,提出微文化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同时也冲击着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威.探索充分认识并利用微文化的优势,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提升理想信念教育话语内容导向性,畅通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对话机制,优化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渠道,建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是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传播问题:大众媒介与“感觉结构”共同体——雷蒙德·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美学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在媒介文化美学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围绕大众媒介、现代主义和“感觉结构”共同体展开的谨慎思考形成了媒介文化美学研究的现代批判形态。威廉斯认为,真正的传播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传播,作为对大众公式的功能阐释,现代大众传播不是建立共同体的方式而是对共同体的一种瓦解。因此,大众传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要解决大众传播的问题不能从技术层面上而应该从观念机制层面上进行,通过打造并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及其机制来扭转大众传播。对雷蒙德·威廉斯而言,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感觉结构”的共同体,因此对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必须诉诸“感觉结构”,而艺术则是“感觉结构”存在的最好证据。尽管现代主义两面性的产生表明艺术面对着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现实,但“感觉结构”的存在也同时表明艺术仍有力量弥合社会区分,能够成为营造共同体的助力。通过参与文化共同体的营造,艺术可以成为大众传播的批判力量。这是继阿多诺提出系统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理论之后,西方媒介美学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产生的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理论形态。     

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阶层中西文化观的嬗变

自鸦片战争到上世纪40年代,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中西文化观在探索、论争中不断嬗变的一百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总纲领,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全面推到科学、成熟阶段。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文化观的嬗变历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文化,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价值与利用

当代艺术创作的本土化,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产物,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艺术创作,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作用。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艺术表达,汲取传统文化资源,重新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特点,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本土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楚构当代艺术话语权的自觉途径,就显得意义非常。     

旅游环境中民族文化的生态适应性变化研究——以张家界郝坪、包谷山土家族为例

旅游开发作为民族地区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与移民、传媒、族际交流等因素有着本质区别。本文选取了分别处于旅游影响辐射地带和核心区的两个村庄,采用实证研究法,以风俗礼仪、工艺传承、宗教节庆为测量指标,观测旅游环境中民族文化的变化特征,发现民族文化持有者群体在不同程度表现出实践行为和精神认同的分裂,在旅游业起步、发展阶段的背弃和成熟阶段的回归,集中体现了民族旅游区的文化嬗变是一个通过文化元素的生态制衡和文化主体的自觉选择,最终达成生态适应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