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属性关联的两阶段获胜者确定模型

研究了多属性逆向拍卖的获胜者确定问题。考虑属性之间的两两关联,以定义在2-可加模糊测度上的Choquet积分表达拍卖人的偏好,其中模糊测度的值由拍卖人提供的偏好信息推测得出。由于一般情况下与偏好信息一致的模糊测度取值并不唯一,考虑所有一致的评分函数提出了两阶段获胜者确定方法。首先采用线性规划挑选出在任意评分函数下可能获胜的报价,再通过混合整数规划确定一个与所有一致的评分函数的评价结果最为接近的报价排序,以得分最高者为稳健获胜报价。仿真实验表明,大量的报价为不可能获胜报价,说明了在第一阶段进行筛选的必要性。与现有方法的比较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且在拍卖轮数较大、报价数目较多时,该方法在计算效率上更有优势。     

政策偏好浅析

探讨了分析政策偏好的途径选择,同时通过对我国政策偏好形成过程的初略考察,认为社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是影响政策偏好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而决策者个人价值取向只是影响政策偏好的次要因素。要使公共政策能更多地包容社会各利益团体的观点,体现更多人的偏好以寻求社会的支持与认同,关键还要着眼于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     

属性集容量确定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及其推算模型

迄今,为解决多属性偏好关联决策属性集容量判断指数复杂性难题所提出的λ模糊测度模式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属性集容量确定的推算模型,尚存在着适用性差的技术不足。为此,以平衡容量判断的可操作性和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为视角,提出了一种新容量测度模式,即关于容量判断与推算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决策者较易判断给出的容量序信息构建了相应的容量推算模型。基于数值模拟的对比分析表明：新模式不仅在应用可行性上高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而且从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上看也明显优于λ模糊测度模式和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因而对实际决策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考虑消费者双重偏好的低碳供应链减排策略研究

为了削弱传统零售商在渠道博弈中的垄断地位,制造商尝试建立在线渠道与零售商展开竞争。本文在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基础上,又将消费者的渠道偏好进行区分,通过不同决策模式的对比及数值算例分析,寻求低碳供应链最优的减排边界。研究表明：1分散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会受消费者渠道偏好的影响;集中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保持不变。2不同决策模式的减排边界由渠道偏好决定,渠道偏好较大时,分散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较低时,集中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中立时,两者的减排边界相同。3制造商可以通过升级低碳技术、实行低碳化管理等方式降低减排成本,同时通过低碳产品认证、广告宣传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可程度。     

异质品双渠道供应链下制造商的渠道决策研究

研究由两个制造商、两个零售商以及消费者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制造商的最优产品分销渠道策略问题,通过构建Stackelberg主从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制造商在不同渠道选择下的产品质量水平及定价决策,消费者三种不同渠道偏好下渠道竞争和品牌竞争激烈程度对制造商渠道选择均衡结果及帕累托最优选择的影响,以及对产品质量水平、产品价格、制造商及零售商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品牌和渠道双重竞争下,两种竞争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共同影响制造商最终渠道选择,制造商通过权衡价格决策的后动优势与消费者渠道偏好对其利润的贡献选择是否开辟双渠道,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水平正相关,与产品的替代率负相关,产品质量水平对渠道价格的影响程度等于消费者对该渠道的偏好程度.当消费者偏好某一渠道时,制造商可在该渠道上的产品采取优质高价策略,但渠道上产品性价比降低,当品牌竞争越激烈,产品价格越低,对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挤压越严重.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纵向扎根研究

  如今的中国市场,诸多行业本土品牌崛起甚至逆袭,消费者对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的偏好相应逆转。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但本土品牌逆袭过程中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是否相同、本土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互动影响路径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缺乏探讨。         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手机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网络讨论数据的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理论编码,首先研究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的异同,然后结合对讨论数据的纵向统计结果,研究本土品牌逆袭过程中品牌逆袭与消费者偏好逆转的互动影响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本土品牌逆袭中,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偏好的驱动因素模型具有相似的结构,功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测量受个人因素调节而影响消费者偏好,但测量功能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具体因素在全球品牌与本土品牌中存在差异。品牌逆袭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促进消费者成熟,进而驱动消费者偏好逆转;消费者偏好逆转则通过反馈路径帮助品牌进一步逆袭。具体的,消费者对产品特质更加重视,全球品牌的原产国效应和符号价值表现力减弱,本土品牌的口碑效应和符号价值表现力增强,同时消费者的民族主义增强而爱国绑架感减弱,这些因素通过感知价值带来消费者偏好逆转。综合而言,本土品牌逆袭和消费者偏好逆转是互动提升的关系。         研究结果丰富了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相关研究,为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的建设提供了实践启示。产品特质是影响消费者偏好的主要因素,并对其他驱动因素有支撑作用。所以全球品牌和本土品牌都要重视产品的创新和研发,还要根据各驱动因素的变化调整其营销策略。     

无偏好市场下制造/再制造系统最优生产决策

尽管再制造可以重新获得产品的附加价值,但是再制造产品和新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厂商在各期应该采用何种生产策略?本文选取单一制造厂商,首先讨论无偏好市场下两期再制造最优生产策略,建立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优化模型;然后给出了再制造成本节约临界值,以便厂商在不同的再制造成本区域内采取合适的价格和产量决策策略;进而将模型拓展,研究无限期的最优产量和定价策略。由于不同产品的再制造成本节约s的比例并不相同,本文通过优化所得的结论进行数据模拟,研究产品回收率和降级率对s*的影响,s对厂商的产量、定价决策及利润的影响,进而分析降级率对产量和价格的影响,为厂商制定产品设计、生产和回收决策提供依据。     

消费者偏好背景下的买方抗衡势力形成与影响

与以往研究关注产业链内部因素不同,对于厂商利用消费者偏好因素的买方抗衡势力形成机理和影响的研究考虑了市场环境因素作用的买方抗衡势力理论研究新视角。将消费者偏好的市场差异建模为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中消费者效用差异,基于外部选择博弈和Hotelling博弈的基本原理,构建综合反映上、下游厂商纵向关系和市场内厂商间横向关系的博弈模型。对下游厂商跨市场并购前后均衡结果的变化进行考察,得到下游厂商利用消费者偏好特征形成自身买方抗衡势力的机理以及该行为对厂商本身和竞争对手谈判势力、收益水平和规模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消费者偏好差异的市场间厂商并购行为不仅可以提升合并厂商自身买方抗衡势力和收益,也不会对竞争对手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以提高部分竞争对手的买方抗衡势力、收益和规模,产生与水岸效应相反的结果。同时,对均衡结果进行福利分析,表明下游厂商的并购行为将提高总产业利润,但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