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主权益

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本投资者与其权益拥有者之间,不能出现错位分离,而必须是同一主体。尽管公共教育存在着政府机构的投资主体幻觉,似乎政府也可以分割和获取部分劳动力产权或限制人权,但政府支出的人力资本投资费用,最终都还是以税负的形式,全部由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阶层来支付,政府只是公共教育投资的代理者而非最终的投资买单人。公共教育投资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体平等交易,同时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物品交易。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保护而不是剥夺普通公民的劳动力自主权益,主权在民和藏富于民才是和谐发展的终极旨向。发展的最大障碍只能首先来自于作为基本人权的产权制度缺陷,发展的首要路径则只能是劳动力自主产权制度的有效重构,这一发展选择对于转轨发展国家具有基础性和首要性。     

社会责任投资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吗?—来自社会责任指数的证据

同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社会责任投资规模所占的低比重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的地位极不相称.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收益与风险.若在中国按SRI理念进行投资的收益率高于按传统投资理念进行投资的收益率,则社会责任投资适合现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社会责任投资可以成为主流或有成为主流的趋势;反之,社会责任投资的践行者只能限于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投资者.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投资关系分析及对策研究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近,双方商业合作和友好往来历史悠久,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贸区的启动,双方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强大推动力,这得益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开始实施,双方开放投资市场,改善投资环境,降低贸易壁垒,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意向性与心灵的“分界面”——普特南实在论思想探析

普特南通过意向性问题深入实在论研究,分析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缺失,指出意向性的非还原性和开放型的构造,并且把意向性延伸到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在这个基础上,普特南试图通过消解实在与心灵之间的分界面来避免实在论的二律背反,进而从内在实在论走向直接实在论。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保险基金投资青海省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研究

青海省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十二五"期间全省重要发展内容之一,而资金短缺将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我国保险业拥有大量的资金,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保险资金可以通过例如购买股权、购买城市无形资产、联合贷款等方式参与青海省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实现共赢的目的。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

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对投资需求的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效应",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性关联,且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而扩张并未对投资产生显著的"牵拉效应"。     

我国政府投资运行机制:原理、问题与对策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政府投资如何不断提高投资的效益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分析政府投资运行机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投资运行机制的对策。     

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政府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政府投资具有不同程度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