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目前,发展中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关注。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上,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上更具有优势。因此,有必要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MNC)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投资目的地。此外,我们还试图研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投资者的决策是否存在差异。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外商直接投资在东西部的分布现状为基础,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关系,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带动作用,并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欧盟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的嬗变——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

欧盟的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经历了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布鲁塞尔条例Ⅱ》和《布鲁塞尔条例Ⅱa》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欧盟所确立的直接国际管辖权制度从一般民商事领域延伸至特殊民商事领域,并以多种连结点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而且,管辖权规则在立法形式上实现了由公约向条例的转变,强化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     

工业设计的多元功能及其对河南开放带动战略的影响

全面、准确地认识工业设计的多元功能是发展和利用工业设计的前提。工业设计与产品直接相关的功能称为工业设计的直接功能或微观功能,工业设计通过产品表现出来的对经济运行全局发生作用或影响的功能叫间接功能或宏观功能。工业设计的多元功能对河南开放带动经济战略的实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的法理依据与适用规则——《民法典》第994条的关键词评注

《民法典》第994条规定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是指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的近亲属依法享有的保护死者人格利益,救济造成的损害或者妨害的请求权,包括侵权请求权和人格权请求权。其法理依据,是死者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条文中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以及“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行为人”“民事责任”6个关键词,分别概括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的请求权人、保护客体、请求权成立要件、责任人和责任承担的主要内容。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估算及风险评估——基于空间计量和KMV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的PPP隐形债务估算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2017年和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总规模分别约14万亿和15万亿元,隐形负债率分别为1704%和1693%,中西部内陆地区的PPP隐性负债率明显高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近三年全国各地区的PPP隐性债务违约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和PPP的发展阶段有关;PPP隐性债务规模总体处于合理范围,但区域异质性明显,西部内陆省份的违约率偏高,个别地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这一特征与PPP隐性负债率的空间分布较吻合。目前应切实加强和改进“物有所值”评价(VFM)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凡未经通过的项目不得采用PPP模式,严防PPP项目盲目粗放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