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解析

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所内含的剥夺权利性格,本质上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约束,也即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要求。目前立法与学界常以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为基准看待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其态度主要有绝对禁止主义、相对禁止主义与允许变动主义。在我国的特别法律环境下,相对禁止主义具有可采性。     

来自新加坡的外部董事——访宝钢集团董事会董事、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李庆言

李庆言先生认为,外部董事可以利用其自身的行业知识背景以及不在公司内部担任管理职务的相对独立性,在提升董事会决策能力、避免决策风险以及对经营层进行绩效考核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认定与立法改进

双边市场是正确认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理论基础,市场公共性决定了平台企业必须承担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义务.竞争利益是认定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核心要素,滥用相对优势地位、限制用户使用替代产品、恶意破坏对手合法商业模式及流量劫持是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类型.履行权利保护义务、保护大众利益及基于商业道德和行业规范是排除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时的考量因素.《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相关条款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初步规定,但仍需完善.     

2009年度儿童传播学研究述评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曾将传播研究比作一个“十字路口”——不同学科的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汇聚其中,共同构建蔚为大观的景象。与之相似,远未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儿童传播学也类似于一个“十字路口”,来自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也在共同推进儿童传播这个领域的研究。     

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新认识

《实践论》与《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在《实践论》与《矛盾论》中,蕴涵着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的理论富矿。在《实践论》一文里,毛泽东强调了人民群众这个实践群体的重要性,《实践论》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具体体现。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强调斗争性的绝对性与同一性的相对性,从理论上看,斗争是手段,同一是斗争的目的与归宿;从历史上看,在人类发展的漫长的历史中,同一性是长期起主导作用的东西,否则,人类的文明就不复存在;从现实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更要着力挖掘同一性中的各种积极的要素,以促进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矛盾论》中还蕴涵着"立体思维"的思想,立体思维是辩证思维的现代发展,唯有它才能更有效地克服人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才能成倍地提高生产或工作效率。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

犯罪主体在犯罪构成要件中是不可缺少的,而自然人犯罪主体是犯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缺陷,建议立法修正。文章还对自然人犯罪主体在共同犯罪中具有的不同类型和新的特征作了探讨。     

市场集中度统计分析初探

旨在探索市场竞争与垄断的适度数量界限。主要计算绝对集中度指标、相对集中度指标和赫佛德指数三大指标,以及对卖方集中度的测量,对市场集中度进行统计分析以判别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垄断程度,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提供依据。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现实思考

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 ,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经济现象。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等积极作用 ,相对过剩人口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 ,与社会制度无关。从长远看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也是我国企业职工下岗的主要原因     

关注公民公平感——我国部分公民公平感调查报告

对我国部分普通民众进行的"公民公平感"问卷调查表明,人们在司法、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尊重和户籍制度等问题上,通过比较自己与他人、过去与现在、地区间与行业间,都对社会有着基本的认同与公平感受以及较强的纳税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引起不公平感的诸多社会现象中,人们对普通百姓看不起大病重病、贫富差距拉大和普通百姓买不起房三大问题意见集中,并把对抗大病风险的医疗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和调控房价等方面的责任与期望赋予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