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优惠政策的比较与借鉴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认识到外资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国内外利用外资的理论出发,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优惠政策竞争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现状和问题,得出对我国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德穆楚克栋鲁普说，面对着这样一座大学，“今天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是不敢相信的”

1962年，继董其武将军、卫立煌将军先后参观了内蒙古农牧学院，盛赞“在这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之后，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了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的战犯，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以及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的李守信到内蒙古农牧学院参观，接受教育。     

苏联专家事件与中国国内政治

在华苏联专家曾是中苏经济关系的纽带.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内政策的左转,苏联专家在中国"大跃进"的特殊年代里已无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中国已培养出一大批可以代替苏联专家的人才.中共已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苏联专家的撤走和中国自力更生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自此改变了依靠苏援发展中国经济的方针.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的反思与改进--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

培训团队建设是实施“国培计划”的基础工程,是保证“国培计划”实施质量的关键所在。“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是引领“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实践的重要依据。以2010-2019年“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经历了“建章立制”(2010-2012年)、“稳步发展”(2013-2014年)、“精准推进”(2015-2019年)三个阶段,呈现出政策工具差异化、团队成员多元化、运行机制精准化等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策工具运用失衡、团队建设目标不清晰、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等问题。因此,“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要注重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明确团队建设目标、坚持因地因时制宜,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长效性、持续性和精准性。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房价上涨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刚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人口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探究房价上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平均上涨1%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0.13%~0.22%;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东部省份以挤出效应为主、在中西部省份是以财富效应为主。当前,通过遏制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给予“刚需”人群购房贷款优惠、适量增加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等手段,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实践难题与破解路径——基于B市智慧司法实践的考察

实证考察发现,B市的智慧法院建设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上级规划与下级创新之间、强力推广与有限应用之间、产品使用与系统开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与司法科层的组织目标差异、智慧法院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业务专业性与技术专业性之间的摩擦密切相关。面对这些实践难题,未来的智慧法院建设要以“司法为民”为导向,构建便民化的智慧司法体系;正视司法的特殊性,提升智能司法产品的实用水平;完善智慧法院建设的人才和技术支撑体系。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