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辛普森数值微分法的成型砂轮廓形设计

随着螺杆转子加工精度要求的提高,对磨削转子用成型砂轮廓形设计精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针对此问题,基于转子端面型线数据,运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并结合累加弦长参数三次曲线法和牛顿迭代法求解砂轮廓形;进而将求解的砂轮廓形与用局部3次B样条拟合法求解的砂轮廓形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的砂轮廓形更准确;随后,采用平均绝对误差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分别对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和局部3次B样条拟合法求解的砂轮廓形数值进行误差分析,结果显示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砂轮廓形的误差明显小于后者的误差,再次说明用辛普森数值微分法求解砂轮廓形的可行性。     

某钢筋混凝土箱涵套箱加固仿真分析

以某箱涵加固项目为工程背景,采用Midas FEA建立箱涵套箱加固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考虑混凝土的材料非线性以及箱涵、土之间的接触非线性,对比分析了箱涵采用套箱加固前后的受力性能。计算分析表明,套箱加固法可以较为显著地降低旧箱涵的结构变形、应力和裂缝宽度,加固效果较为明显。     

从“学古”到“非古”——嬴秦文化政策变化对石刻文本书写及士人心态之影响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整合,具有“整齐百家”的政治意图,并在秦始皇初期进行了“外法内儒”的尝试。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生、博士、方士与秦始皇、李斯等人在“学古”与“师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法家”之名正式出现且地位不断上升,儒家被排斥出秦王朝的文化领导地位。秦朝初期的“学古师今”一变而为“非古师今”,秦王朝文化环境就此恶化,石刻文本的书写内容与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动摇了嬴秦的统治基础。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适用的调整和重构

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个人信息的定义应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合法获取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亦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故意犯罪且相关行为应具有法益侵害具体结果。获得公民知情同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知情同意"的效力应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公民最后一次行使同意权的效力为基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与公民人格、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根据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影响的紧密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综合考量。司法解释应采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分类方式,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两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再犯情形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改。     

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本文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为指导,从总体富裕、均衡水平、弱势保障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使用省级数据、地级市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对我国24个省份2013至2019年间隔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共同富裕水平自2013年起大幅提升;2019年,浙江、江苏、吉林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前三,河南、广西、广东三省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末位;此外,本文对2019年各二级指标的得分排名进行分析,厘清各地区当前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和阻碍短板,为各省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指明方向。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性”之行刑认定的区分 ——以非法性的形式和实质认定为视角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性的行刑认定长期依循形式和实质认定并存的二元认定模式,早期行刑判断路径同步。《非法集资解释》的制定标志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非法性的判定回归刑事法的道路。《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出台表明非法性的行刑认定彻底分离。《非法集资解释》在非法性的认定上采用形式标准"有权机关批准"和实质标准"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并存的二元认定模式。《处非条例》将非法性"形式+实质"的二元认定修改为"形式+补充"的一元整体的认定。明确区分"依法许可"和"依法批准"以及"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和"国家金融管理法律"的规范含义,是在形式和实质上实现对非法性的行刑区分和衔接的前提。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