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规制:规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激励规制理论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规制理论 ,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它把规制问题看作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 ,着重研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它使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对规制问题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使政府规制更充分地体现了效率的要求     

高技术园区技术效率与规模指数——基于DEA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了53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投入剩余和产出亏空状况,同时以超效率DEA模型为基础对这些开发区的生产效率进行综合排名,最后通过线性回归探讨影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指数的外部因素。结果发现:(1)在众多的开发区中真正处于有效率生产状态的地区并不多,占20.75%,处于纯技术有效的开发区占39.62%;(2)导致大部分开发区无法处于有效的生产前沿面上进行生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规模过小;(3)开发区的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受地区的开放程度、集聚程度和气候环境的影响较大,而规模指数则受开放程度、地区经济实力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     

司法认知的价值之维

有些事事实不需要证据证明,法官依职权直接确定为真实,这就是司法认知。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国法官职权强甚至超强,当事人主体地位弱甚至超弱的情况下,更需要划清法官的职权范围,理清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界限,司法认知的现实意义凸现。司法认知的主要现实意义是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和提高诉讼效率、促使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扬长避短。     

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思考——一种效率与公平的认识视角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包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效率问题,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问题.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公平只能是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公平的社会主义效率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需要社会政策的构建和维护.全面辩证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实报还是谎报——双边信息激励与供应链效率

探讨了双边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信息真实分享和谎报对效率的影响。首先,给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作为比较基准。其次,构建双方信息真实分享的激励模型。研究发现激励双方信息真实共享所需的信息租金降低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再次,构建允许信息谎报的交易量谈判模型。研究发现,供销双方都偏好高报自己的信息类型。个体谎报信息的幅度随着谈判力增加而减小。拥有绝对谈判力的一方不会谎报信息。供应链效率与谎报信息的幅度、成本上界以及销售价格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实报信息和谎报信息下交易量、供应链个体利润及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洞见:供应链企业是否激励双边信息分享可根据双方成本大小进行选择。     

兰西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在全国碳减排目标框架下,从县域尺度开展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指导城市群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可以揭示区域内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性,而地理探测器不仅可以识别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单独的影响力,还可以识别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因此,文章通过校正融合长时间序列DMSP/OLS与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空间化模拟了1995—2019年兰西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并从县域尺度视角出发,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对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从1995年的36.23×106 t上升到2019年的116.61×106 t,增长速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年均增速为4.79%,县域碳排放（104t）区间由1995年的[13.4, 425.4]增长为2019年的[103.2, 1051.4];（2）高碳县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主城区以及周围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空间差异性在不断缩小,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局部自相关比较稳定,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导;（3）碳排放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始终最强。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低碳视角下农业集约化、绿色化与资源再生化 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2018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3)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