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基于农村新集体化视阈下的村庄图景

"礼法共同体"是相对于"村落共同体"、"村社共同体"的不同提法,农村"新集体化"成为了构建"礼法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新集体化"较"传统集体化",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乡镇企业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质,体现为村级集体经济所引导的村庄整体嬗变。在此冲击下,蕴含于共同体生活世界中的"礼"开始逐渐淡去其光晕,而作为系统世界中"法"的元素开始扎根于其中,与"礼"进行着交互与糅合。由此,"礼"与"法"共存于共同体内部,成为了引导村民行动的两股不同约束力量,呈现于村庄的经济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之中。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局与礼法之争

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治思潮,两者何为主从构成了儒法的分水岭.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礼、法并无质的不同,但"法"地位的上升及得到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极大改变了人们"循礼不化"的传统.在战国时期除旧布新的改革进程中,"法"以强有力的规定性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法"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而且等级之礼在社会阶层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以后,通过法的强制性制约得到进一步巩固.     

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论唐律的礼法关系

唐律既是中国古代法的代表性法典 ,又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法典。它还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 ,能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这种关系的基本一面是 :礼是法的指导 ;法是对礼的维护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礼与法的矛盾及其解决。唐律中的礼法关系很具特色 ,在古代东方法制史上别具一格。唐律中礼法结合的内容还对唐后中国封建朝代的立法和当时东亚一些国家的立法产生过影响     

儒的法律化-冲突与融合

通过传统族权、父权、复仇等制度现象的例示与分析，说明传统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过程。     

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综述

"礼论"是荀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对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进行考察与梳理,将有益于荀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对21世纪荀子"礼论"研究现状的考察与梳理,发现礼法关系研究成为当前荀子"礼论"研究中的"显学",并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研究特点:一方面,荀子"礼论"研究进入一个回顾、总结的阶段;另一方面,探讨荀子"礼论"现代价值的文献大量出现。而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尚未突破传统,缺乏问题意识。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从西汉开始，中国的法律开始走上儒家化的道路。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开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至隋唐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基本结束，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对我们今天推进法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论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清末法制改革翻译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引进了近代的法律思想、法制原则、法学术语。经过改革,中国逐步建立了新的近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确立了新型的法制思想和原则。这次法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是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秦始皇刻石铭文书写模式刍议

秦始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官方文献,与前代青铜铭文相比,在仪式媒介与施用对象、叙述模式与仪式语言、思想内核与制度建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文本结构上,呈现出神灵与百姓的双重受众模式;文本内核上,建构起以个人为中心的功绩陈述模式;文本思想上,揭示了秦王朝在礼法关系模式上的曲折探求,探索出一条纳礼于法的政治道路。七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的官方文献自成范式,重新建构了具有秦朝大一统特色的铭文书写模式。     

唐代继承法探析

中华法系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中国法制作为中国文化的“驰名商标” ,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 ,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唐代继承法创制了自由民身份继承的政治权利转移模式和财产继承的经济权利转移模式 ,卓有建树地吸纳了前代私法精髓 ,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性化立法原则的先河 ,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并为唐代以后历代王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系 ,同时也对东亚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对唐代继承法的立法原则、构成要素、基本要义和技术措施进行了法理探析 ,展示了唐代继承法的制度细节 ,也提出了其利弊根源 ,旨在加深对中华民族法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