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治要求下的礼义之学——论荀子的“学”

荀子之＂学＂是礼义之＂学＂。礼义之道既是学的内容又是学的标准,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虚壹而静＂是在＂虚静＂的状态中领会世界的总原理（＂道＂或＂统类＂）。＂以道观尽＂是按礼义的＂统类＂来看待万物。＂学＂的内容、方式、目的都是外在地确定了的,因此学习者没有多少主体性。礼法之治是荀子劝＂学＂的最终目的,其＂学＂是工具性的。     

中华法系的连续性特征及其主要经验

中华法系是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连续性是一种总体的、复合的连续性,是时间上的延续性、内容上的延续性和思想上的延续性的统合。中华法系的发展和持久延续是多种历史与现实因素叠加累积、互相推动的结果,蕴含着必然性发展逻辑和能动性力量。中国历史上历代法制成就的叠加与推进,法典传统的逐步定型和精湛系统的法典编纂技术的形成,礼法融合、德法共治的互构与互相支撑,都是中华法系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华法系为当今法治建设留下了众多优质要素和资源,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当今法治建设者传承和弘扬。推动中华法系的伟大复兴,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法治资源,通过将中华法系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续写中华法系连续性的全新篇章。     

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

在近代法律史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刑律的发展趋势做了描述,所解释的是始自汉代但是兴于魏晋的引礼入法现象,具体就是用礼来修改刑律。法律儒家化的解释前提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礼、刑分离,当德、礼、政、刑从周礼中分化后,礼融入法才有基本前提。法律儒家化能够准确解释西汉中期以后刑律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其内含与君权的冲突,这是法律儒家化的解释限度。从刑律及其实践来看,刑律文本的儒家化程度最高,司法实践次之,司法制度在经历儒家化后又呈现回溯法家的趋势。即使儒家化程度最高的刑律文本也包容了很多法家理念,这种现象可以用儒法融合或礼法融合来描述。     

论“礼法合流”

从"法寓于礼"、"礼法分立"到"引礼入法","礼法合流"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流变。以礼为核心、人情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实现了自律性规范与他律性规范的整合,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辉,有其历史合理性。"礼法合流"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法的平等性丧失,以礼为核心的"法"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其二,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被混淆,造成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其三,法的客观性的丧失,执法官可以凭主观意志解释经文,由此形成"人情即法"的传统。历史警示我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能对人性存有丝毫的侥幸,且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撑。只有秉承理性精神,完成从"重关系"到"重契约"的转变,方能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国古代刑罚略论——以礼法文化为中心

礼法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法律条例上升到礼仪层面就演变成为礼法关系.由于我国古代刑罚受礼法文化的强大影响,随着朝代的更替,刑罚也得到发展和充实."礼法并用""弃礼重法""礼法合流"以及"礼法结合"是礼法关系演变的四个主要阶段.在上述礼法关系的作用之下,一些不同的刑罚相继而出并不断发展.这既为我国古代刑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我国今日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刑罚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金世宗以“宽仁”治国的思想（下）

金世宗是中国北方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较为远见的政治家。他借鉴了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汲取海陵王暴政的深刻教训,形成了以"宽仁"治国思想。这一治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崇尚儒学,礼法结合;劝农力田,与民休息;整饬吏治,赏罚信明;任人唯贤,德才并重;广开言路,虚怀纳谏;南北融合,兼容并蓄:一方面仰慕汉文化,主动汲取;另一方面,保留女真文化传统;提倡节俭,力戒奢靡。在他的治国思想指导下,适应当时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论古代礼法观及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古代礼法观通常是指对古代礼和法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看法和观点。学界对当代中国针对古代礼法观的采纳与问题存在着全面摒弃论、全面吸收论、精华采纳说等多种学说的对立。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古代礼法观的现代价值，需要从古代中国主要朝代礼法关系的具体表现中去寻找精华之根本，亦即坚持在结合国情的语境下主张精华采纳说，并理智地去探寻能为当代中国法律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提供有益指导和借鉴的发展之道。     

先秦“礼法之争”法哲学之辨

"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如何治国,儒法两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争。礼法之争涉及很多深刻的法哲学命题,对人性、情感的不同认识以及因不同职业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的着眼点及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两派对德礼和刑罚二者强调和取舍的不同。"礼治"与"法治"理论的同源及目的的相同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和融通。先秦礼法之争促进了法律的发展和法学的极大繁荣,其中蕴含的古人丰富的政治法律智慧,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