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异形的神灵谱系--藏族湖神与水神关系透视

湖神与水神在藏族地区大量存在。文章从藏族民俗现实出发 ,认为水神与湖神主要有三种存在状态 :湖神与水神分离 ;水神是湖神信仰的核心 ;水神与湖神的互置。文章分析了湖神与水神信仰相异的原因。     

语言唤醒与《格萨尔》“神授”现象

中外学者很早就有人提出“语言唤醒”一词,语言唤醒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在内外环境的刺激或激发下,语言潜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心理唤醒和语言唤醒表述了相似的内容。对于《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神奇语言能力,学界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文章认为：从心理唤醒的正向和负向两个方向可以合理解释“神授”艺人们的神奇语言能力。     

售电侧改革、市场主体变化与电价红利:基于讨价还价博弈

本文通过构建“一对多”和“多对多”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研究了售电侧改革前后,发电商和售电公司之间关于消费者剩余分配的博弈过程。具体来说,文章从售电侧改革带来的博弈主体与博弈机制变化角度,揭示了售电侧改革对用户电价红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售电侧放开后,电力市场交易机制由“一对多”竞价上网变为“多对多”讨价还价匹配,造成了售电侧博弈主体的议价能力下降,发电侧博弈主体相对议价能力上升。发电商群体将索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从而推动发电侧整体报价的上涨,挤压了售电侧的利润空间,导致售电公司被迫抬高市场电价,最终剥夺了用户的电价红利。研究揭示了售电侧改革未能带来电价下降的根本原因。     

“木精为青牛”考释

植物精怪的动物化是一种世界性民俗现象,在中国古代则有“木精为青牛”的说法。究其原因,这一观念的出现大约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古代神话中植物神祗动物形貌的遗存;二是秦汉时期有“出土牛迎春”的礼俗,土牛、青牛与春天、树木关联在一起;三是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青牛信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这是“木精为青牛”说的民俗背景。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清至民国时期的东北民神

民神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其民神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与全国民神共同的特点,也有自身的地城特征.     

成长的悲歌--马克·吐温《圣女贞德传》简论

<圣女贞德传>表面上是一部圣女贞德的传记,实际上是小说中的叙述者德·孔泰的心灵成长史.整部小说的情节按照天真--神启(诱惑)与出走--冒险--迷惘--顿悟的顺序展开.文中的仙女树,象征着成长的意义和作者的自然神崇拜,它是作者与德*孔泰共同的精神家园.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发展的时期,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时期,朝廷通过对城隍神的封爵赐额这一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论苏格拉底的神

苏格拉底用理性和道德改造传统宗教,认为神即理性,善为神的本性;用“灵机”代替神谕作为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肯定了人在生活中的主动作用。苏格拉底怀着坚定的唯灵主义信仰,并以身殉道。苏格拉底的神是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中介。     

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