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潜力比较研究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体系的支撑。本文的研究目的：更好地建成科技创新平台、优化沈阳市人力资源配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沈阳综合影响力,从而加速沈阳市经济总体发展。研究方法：对比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研究内容：选取北京、上海、合肥、粤港澳四个现有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比较对象,找出沈阳的差距所在。研究结果：沈阳通过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有利于发挥沈阳市科院、政府、高校、企业在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作用。研究结论：沈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依托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建设高水平综合科研体系,从科学技术、科研教育两方面,积极建设国家级科研平台,与多所高校密切交流,充分利用沈阳高新区、自创区的已有优势,形成良好的创新合作发展格局。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

本文结合实际需要,重点探讨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问题。首先概述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探讨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一是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向纵深发展;二是促进事业单位人员职业生涯发展;三是激发事业单位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提升事业单位运行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次分析了当前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对人力资源管理缺乏足够重视、人力资源结构不科学、人力资源培养制度不健全等;最后在因地制宜、长期推进、统筹兼顾、发展眼光、动态调整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创新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一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二是创新柔性化改革;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四是创新信息化技术应用。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有效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其中关键环节.目前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能够推广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体系还在不断摸索和实践之中,创新创业教学理念有待革新,未建立适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差异化培养目标,实践教学阶跃训练不够,师资队伍建设欠缺,实践教学平台缺乏...     

科学与宗教关系20年研究综述

由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涉及哲学、宗教学等许多基础研究问题,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因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尤其是在科学哲学领域和宗教学领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更是备受关注。自1980年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如何?二十年的研究表现出了哪些特点?在系统查阅二十年来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初步梳理。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著作主要有:李申主编的《高科技与宗教》、钱时惕所著的《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周建漳等人主编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第六届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论…     

哲学与教化——与俞宣孟先生讨论本体论和中西哲学的根本特点

俞宣孟先生认为,本体论是一种以“存在/是”为基底和借助逻辑推导建构起来的概念体系哲学。西方哲学以本体论为核心,而中国哲学则把悟道放在首位,把修身养性的道德教化视为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形态,不应依傍西方,而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本文梳理了这一见解的论证思路,觉得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俞宣孟先生对本体论的界定较为狭隘,并且以有或没有普遍的概念体系来判断中西哲学的形态的主张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良后果。作为普遍科学的本体论有助于促进科学的发展。中国哲学依傍西方哲学固然不好,因为这是缺乏自信心和独立思考的表现,但目前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在于如何补缺。努力建构理性化的概念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正是中国哲学需要补足之处。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行政事业单位在基础建设中容易出现的漏洞、问题,对目前的内部控制度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了现行内控制度的缺点和不足,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措施.     

总体性辩证法下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融合及其实践语境

既有对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理解大多强调二者的区别,并执着于某个领域性或行业性的特殊考察,尚未在工匠学理路上关注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和互动互释的内在关联。为此,有必要在总体性辩证法下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融合问题课题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语境分析,不仅在理论一般意义上逻辑地阐明何谓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以及二者的融合,而且历史性地说明新时代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实践融合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所具有的塑造物与塑造人、成物与成己的双重功能。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是提升劳动者科学素质和工程素质的关键,共同构成职人伦理的灵魂和最高境界,只有将二者内在地统一于主体的劳作和生产实践过程中,合内外之道地求真向善臻美,才能既实现组织的创新发展,又促进个体从“知之者”到“乐之者”再到“是之者”的劳动辩证法的历史展开,让实践主体在“去存在”的道路上成为“技艺型新匠人”,在总体上开显出生命力量与劳动意义。     

反思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发展中政府的作用

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科技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系致使科学家独立地位在一定程度消失。从某种角度讲,我国解放后对科技的引进仍旧遵循本质上的“中体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