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科学抽象法——从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道路和行动内涵说起

新时代的方法论需要在"中西学术对话"研究语境中予以锁定。研究表明,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要求以"对象·研究对象·知识"整体工作链条揭示历史生长和逻辑运动,最后给出"有机知识"的概念和定义。从学理上看,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时代重建是对"解构行动"的引领和超越。依据这一路径的科学抽象法在工作内涵和表达形式上,必须努力跳出既有"教科书体系"束缚,在思维与语言上赋予鲜明的民族历史特征和丰富的时代规定。一是以中华思维学统领逻辑学和知识论,赋予"科学构图"以历史、实践和文化的含义;二是强调研究和叙述的"体用合一"以及"抽象和具体合一",在互为内容和形式的意义上运用"中华(辩证法)抽象力"与"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三是坚持以"批判的逻辑学"工作拒绝资产阶级"体系的解释学",立足"活的辩证法(规定)"实现对历史规律的辩证表述与知识图型化,如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科学抽象法"命名基本矛盾(矛盾规律的"抽象")和主要矛盾(矛盾规律的"具体")。它内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规定),启发这样的机理路径:中国经济学(学科规范)→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规范和科学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规范),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于方法论进程中的每一环节,从而使具有原创内涵和实践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以批判性地建立与考察。     

论科学的文化研究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近年来西方与科学史相关的学术领域中一个较热门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上世纪末的科学战争后,科学与文化的问题再次成为学人关注的焦点,科学文化已成为学科发展的方向之一。本文回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有关的背景和现状,指出这一领域研究在我国推广的必要性,并根据劳斯的观点分析了这一研究的主要特点。     

"八个相统一"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科学指引

承载铸魂育人功能的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的重要讲话中,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八个相统一",从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战略安排和目标要求,深化了关于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必将科学指引我国思政课改革创新进入历史新阶段.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

继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认知转向".奎因的"认识论的自然化"是这个转向的开始,而认知哲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则是这个转向的基本目标.因此,从语言转向到认知转向,是哲学认识论的形而上研究向科学化研究的转变.     

从民族复兴的视角审视当下中国的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但关于解放思想本身,在当下还存在诸多的局限和误读。表现在：缺乏再次解放的意识与动力;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往往理解为宽容甚至鼓励公权力“试错”,而非试对;缺乏大局意识;缺乏全球视野;不能与时俱进等方面。在新世纪,解放思想应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体识,聚集能量,共创辉煌。     

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由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应当作为科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文化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西方哲学文化心态变迁与科学发展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从蒙昧趋向文明的历史,科学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文化内涵和心态的变革。论文结合科学发展分析了西方哲学文化心态在面对自然、人类、科技本身与人类文明、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四个方面的演变,其反思性的结论对于人类文明意义深远。     

遗忘生活：近代哲学之特征

近代哲学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世界观”,它是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化。此种世界观的本质是对生活的切割、遗忘和抽象。其最终结局是理论上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是“千年至福”王国的毁灭和人自身的危机。由此预示着回归生活的现代哲学的兴起。     

论英汉翻译的“异化”、“归化”运用原则

在我国翻译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有关“归化”“异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未停止过。纵观各家译论,各有其道。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异化”各有长短,根据语境、文化和作品的需要两种翻译方法应交叉使用。求真原则、灵活原则、接受原则、美观原则和优化原则是衡量“归化”和“异化”运用是否得当的合理原则和有效的翻译策略,也是我们处理翻译的尺度和标准。     

汉学是一门科学吗?

本文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质疑汉学是一门科学吗?作者首先指出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然后从术语体系、学科成长特性、学派发展、分支和交叉学科等方面,讨论了汉学的地位,指出汉学并不是一门成体系的学科.而汉学家们的出路在于利用语言所长,翻译中文典籍;建立起密切的、制度化的合作,与各门类科学家共同从事研究.作者主张转变方法,进行综合多学科的研究,促进系统化知识的增长,把对中国的研究提高到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