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的苗族鼓舞

来源于生活的苗族鼓舞苗族鼓舞的历史源远流长,《周礼·地官·鼓》就曾有相关文字记载。殷墟出土的木鼓、楚墓出土的绘漆木鼓、战国秦汉画等,则将古代木鼓的大小、种类等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们与我们今天所用的鼓有一个重要区别:今天的鼓是竖置的,鼓面向上,鼓者上下敲击;而古代的鼓则是横置,即鼓面侧居左右两方,鼓者从左右两旁击鼓。苗族的木鼓就保持了这种古老的横置方式。早在苗族先民还住在“水与天相连,一天涨几回”的水乡时,他们就用击鼓议事来商定迁徙。《祭鼓词》唱道:“击木(鼓)响冬冬,爸妈心挨拢,击木(鼓)响呔呔,爸妈乐…     

秦朝的政治改革与集权思想

秦王嬴政以雄才大略,利用周朝分封的权力空隙富国强兵,仅用九年就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兼并、争霸战争,满足了天下苍生对于和平的渴望,居功至伟。建立秦帝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建议,废封国、行郡县,思想一律,强化皇权,杜绝了诸侯割据挑战天子的可能,也自有理由。秦皇五次出巡,刻石纪功,歌功颂德,不为无据。然而,由于封建是面双刃剑,同时具有笼络皇室子弟宗亲人心,促使他们共同拱卫家天下的积极功能,取消封建也就同时取消了诸侯藩辅中央的可能性,同时,为了维护皇帝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队伍,片面实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堵塞言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不仅亡于暴,而且亡于专。汉朝郡国并行,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同时变暴政为仁政,就是吸取秦亡教训作出的明智的政治选择。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研究——兼谈字体断代问题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处于汉字隶变的关键环节,它的演变内容与过程既与汉字整体演变脉络相符,又具有独特之处,这使得泰金文字体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与鲜明的地方特色,从而为重要秦器的断代提供了帮助。以字体为依据断代,需要了解字体演变的规律,避免片面地进行字形对比,尤其在以笔画数量、字形繁简来判断金文的早晚时,更要结合字体性质等要素,进行综合考虑。     

早期赢秦人生活方式的探索

早期赢秦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课题,应当在秦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上,人们认为早期秦人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早期赢秦人的经济形态是农牧兼营.考之古籍文献,可知赢秦人在立国之前实际上是一支专门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他们专以商贸为主的生活方式,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祖先伯益.明乎此,或许有助于对史学意义和考古学的秦文化多样性、开放性和功利性等鲜明的特质的理解与解释.     

区域联动打造京津秦旅游战略联盟

京津秦作为环渤海区域的三个旅游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强,为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新马泰＂区域旅游战略联盟的成功也为京津秦的合作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京津秦三地应在整合资源、共同宣传、统筹管理、深入开发等方面着手打造京津秦旅游战略联盟,实现区域共赢。     

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本文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目前明确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至少载录23道,反映了吕后初年汉朝直辖区域“道”之设置与长官秩禄级别。依据《秩律》推知,秦道长官皆称令,秩级为六百石。西汉初年增置五百石秩级的道,道长官称谓出现令、长之别。西汉中期以后道长官秩级进一步降低,以道长为主。相较于县,道之长官秩级普遍偏低。道始创时间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与秦国伐灭义渠戎后管理众多内附游牧民族有关。秦汉道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十分稳定。战国末年至汉初,道皆设置于秦国旧地边疆,不在六国故地置道。只有汉初的长沙国为了应对南越国军事进攻,在湘水上游置道。汉武帝以后,不再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区置道,道之地域分布格局最终奠定。秦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哀帝时期达到峰值,随后数量逐步降低。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关于蛇钮印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目前所知的几方蛇钮印的研究,从玺印的形制、印文等处着手,借助于断代明确的秦封泥资料,并结合相关史料,采用比较的方法,就蛇钮印的出现年代、持续时间、颁发对象等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独尊法术的速亡——秦王朝政治文化选择的历史教训

从春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绝对皇权和民本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思想交锋,百家争呜是这种思想交锋的体现.孔子、孟子和吕不韦是民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在认可王权的前提下,力主限制之,维护初级的人权;韩非等法家主张把皇权绝对化,扼杀人权与平等意识.两大政治文化主张在秦统一后,因焚书坑儒,致使限制皇权的声音从此消声匿迹,文化生态受到空前破坏.这种极端的文化环境促使了秦王朝迅速灭亡,也从长久的历史上阻碍了人权、平等与民主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