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两档照顾性税率的改进思考

考虑到许多小型企业利润水平比较低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但是两档照顾性税率由于制度上的缺陷 ,导致出现了“鞭打快牛”现象。为此 ,本文提出改进企业所得税法 ,将比例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结合使用 ,使税后利润表现为一个连续的、递增的分段函数。     

比例税制下税收乘数的新探讨

与定量税制下的税收乘数相比,在国内比较权威的教材中有关比例税制下税收乘数则存在着各种相矛盾的结果。运用等比数列、收入—支出模型和代数法三种方法,对比例税制下的税收乘数进行推导证明,可得出比例税制下税收乘数的两个公式,并可对税率乘数和边际消费倾向乘数也进行推导和证明。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避税行为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关联交易的规模与类型两方面,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粉饰型关联交易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从交易规模看,企业粉饰型关联交易规模越大,会计-税收差异越大,说明企业在粉饰型关联交易中确实存在明显的避税行为;从交易类型看,企业粉饰型资金类关联交易越多,会计-税收差异越大,说明资金类关联交易避税程度较高.     

制度变迁理论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税收立法的进程是不同相关主体之间由于目标函数的冲突和不一致而进行的多方博弈和策略互动的过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的核心依据是建立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的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从税收立法的进程看,税权设置不合理、税率设置缺乏基本法和法定主义以及税收征管缺乏有效监督与审查是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我国的税收工作未能在衡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在加快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构建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税权、科学设定税率、加强税收的监管应该是当前构建我国最优税收立法体系的关键所在。     

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成因:基于地区消费方法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较大的地区差距是其空间经济的基本特征.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对我国地区差距成因的解释大都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之上,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较少.笔者运用Archibald(1967)提出的本地消费方法,从需求角度分析城乡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其乘数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之间城乡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其乘数效应差异明显,从而构成了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原因;另外,农村居民对本地产品/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边际收入税率为负,城市居民的边际收入税率为正,这些都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大于城镇居民;而且,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差异也大于城镇居民.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意义重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对于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十分突出.从长远来看,如果中西部地区重视非专业化部门的发展,提高本地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进口及输入漏出,同时,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补贴力度,会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

 当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而内部现金流又不充足,企业无法为有利的投资机会募集到所需资金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项目时,便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导致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支出或提高流动性。而避税在降低企业纳税义务的同时,伴随的是现金支出的降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激进的避税,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困境。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内部控制的约束,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企业外源融资成本和管控税收违法风险,因而可能会弱化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考察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2008年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KZ模型度量融资约束,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激进避税动机。        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激进的避税是陷入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改善资金短缺状况的替代选择,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从多个角度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别均不会影响上述结果。        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界丰富和深化对融资约束经济后果、企业避税诱因以及内部控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识,也能为税务机关、金融监管当局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政府应加快培育宽松和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手续,提高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税务机关与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灵活的协调沟通机制,理解和关怀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困境;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全面实施,强化信息披露,改善信息环境。     

税率不确定性下的减记型二级资本债设计及银行最优债务结构

考虑了税率不确定下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减记债）设计和银行最优债务结构问题。假设银行的融资方式为股权,普通债和减记债,在税率不确定环境下,利用动态规划方法,解析地得到了银行证券的价值和银行最优债务结构。分析了税率不确定性对银行融资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普通债的最优券息是减记比例的凸函数,随着减税而减少,随着减税时间点的增加而增加。减记债最优券息随着减记比例先增后减,受减税和减税时间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外,银行总价值和最优杠杆率随着减记比例先增后减。本文也为我国"营改增"政策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从银行总价值最大化和税率效应角度为金融决策者如何灵活地选择适当的减记比例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规模、政企关系与实际税率——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证据

企业规模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上都没有一致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实证文章都没有在征税机构(国税局/地税局)上进行区分。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发现企业规模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税实际税率平均下降2.1个百分点,而国税的实际税率相反却增加0.4个百分点。利用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我们排除了因税种差异导致企业规模对实际税率异质性影响的可能,证明税收征管机构的不同才是本质原因。进一步利用量化的政企关系指标,我们探讨了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间关系,尤其是与税务部门关系,如何作为中间变量建立起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之间联系。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实际税率的决定因素。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