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自动调整机制：低保标准与物价上涨

据2008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2007年“物价问题”第一次超越“贪污腐败”和“收入差距”，成为领导干部心目中社会问题的重中之重。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指出：“当前物价上涨、通贷膨胀压力加大，是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4．8％，主要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在部署“2008年的主要任务”时，温总理又提出，要“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也就是说相当于2007年的水平。     

从管理使用角度探索体育场建设在设计阶段应注意的问题

本文笔者结合建设体育场、管理使用体育场的一些心得体会,就体育场建设设计阶段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几点肤浅的看法,供同仁们参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启动

近日,成都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该市武侯区正式启动。 在武侯区,凡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农民个人缴费,集体适当扶持,政府予以资助,即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筹资10元,区财政按每人每年20元的标准补助,     

论道德伪善——对人性的一种剖析

寇彧,徐华女在《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中撰文指出：具有道德原则的个体为什么会不按道德原则行事？研究者提出人类具有一种道德伪善的动机，即表面上道德，但只要有可能就会躲避真实付出道德行为的代价。八个系列实验研究证实了道德伪善动机的普遍存在，并发现“避免将行为与道德标准相比较”的自我欺骗策略是道德伪善的必要策略。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论刑事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采信

刑事二审中新证据的采信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重大意义,但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新证据,对其构成要件及采信标准则需要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及部门法进一步明确。理论上讲,我国对新证据采取的是随时提出主义,反映了对刑事实质正义的绝对追求。具体到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上,需要考察时间、原因和种类三个要件。在此基础上,结合证据的可采性原理,可以分别对检察院、辩护人及法院提出的新证据进行科学的采信。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的相关法律问题

外层空间活动增多,空间环境日益恶劣,但却欠缺相应的国际国内空间法律。基于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流程,提出中国作为移除任务责任主体应遵循法律约束,他国作为行为主体造成中国卫星损害时可采取法律保护。初步构想中国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的法律机制,针对移除飞行器方案设计阶段和飞行试验阶段,分别制定风险评估、许可登记、监测预警、应急机制以及赔偿处罚制度。结合中国航天技术领域发展现状,提出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空间碎片减缓标准及政策法律机制建设。     

对艺术批评价值与品格的坚守——评李树榕新著《艺术智慧:对艺术消费客体质量的思辨》

李树榕教授的艺术批评专著《艺术智慧:对艺术消费客体质量的思辨》,改变了中国当前艺术批评界缺乏本真而有效的“对象化”批评的现状,并为本真而有效的艺术批评开拓了新的视野。它之所以透射出真切、鲜活、深刻、独到、个性、智慧、有效的批评光彩,是因为作者坚守了艺术批评应有的价值与品格,这一点如实地反映在作者于批评实践中所持有的批评态度、所运用的批评标准以及所秉持的批评宗旨等方面。     

新环境保护法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构建

新环保法以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形式将生态补偿制度明确下来,并强化政府监督管理责任、环保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以及环境监测制度。但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仍然存在专门立法缺失和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任重而道远。健全生态补偿制度需要以制定科学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保障多元的补偿资金渠道、坚持严格的管理监测制度以及完成明晰的权责分配为重点,以保护生态完整性为原则,杜绝"一刀切"的做法,强调法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大力推进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明确管理监督责任,实施环境监测制度,保证政府、企业等受益者在进行生态补偿时协同联动,各尽其责,力争实现受偿者的贡献与所得相当并可持续供给生态产品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