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的纯文学探索

后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在于许多作家展开了非常有价值的纯文学探索。张昊以形式传达深刻的思索，潘婧以长篇笔记体书写心路历程，王安忆追寻生活的形式之美，储福金致力于精微的心理刻画，王小波则以轻快的笔触描述荒谬并展示出超越的姿态。这些探索之作多局限于局部的“个体叙事”，并且在许多小的局部或侧面实现了突破，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大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个孤立微小的片段，但其明显的缺陷是，它们放逐了文本中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思索。     

批评与写作的历史处境——从小说《那儿》看"底层写作"与"纯文学"之争

小说《那儿》发表以来,学术界的讨论持续至今.且不论作品写得如何,单看这篇小说发表的过程、评论文章和评论涉及的庞杂话题,牵扯到的都是这些学科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前沿和热点,但并不全是新问题,而是始终困扰历史的众多歧见.文学批评不是仅仅为了表达批评家的政治立场或社会构想,而且要对写作实践及其得失提供必要的参照与借镜;写作者应把前面几代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书写传统包容进来,在接受传统压力并和历史实践相呼应的同时,找到属于这个时代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发言方式.     

中国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中国传统文学观主要有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这两种文学观在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强烈冲击下，仍然得以延续。阮元的纯文学观、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刘师培的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都与传统的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密不可分，可谓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大江健三郎的当下启示

亚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学满怀深情、互有影响的作家。他以致敬鲁迅开启文脉涌动的思想源流,将边缘意识作为建构文学世界的观念立场,把性与政治推向文学场域的创作核心,把对纯文学的从容坚守视为个人创作的原则底线。在大江健三郎去世的纪念热中,检讨他的文学遗产,探寻他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启示,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文学高层与纯文学的永恒——与雷达同志商榷

品读雷达力作<纯文学的永恒在哪里>,将中国文学高层与纯文学永恒两个概念范畴联系起来,继续展开主题讨论.纯文学后遗症体现在概念模糊、话语霸权、丧失严谨性和真实性等方面.少一分"文人相轻"式地贬损与诋毁,多一分相互理解与尊重,是纯文学永恒的超越之路.希冀以一种后革命式的激进文学评论风格,唤醒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意识.     

转型时期出版市场与文学走向之间的“力矩”作用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背景下,新时期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商业价值的冲击,这种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出版社和纯文学杂志社出于生存的压力,在选稿标准上从过去无视市场转变成今天主动向市场贴近。反过来,这种转变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创作的走向,迎合读者的阅读逐步进行叙事艺术的传统回归。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的兴起,到“新体验”、“新纪实”、“凸凹文本”等等新艺术流派的破土而出及其沉没,至今天文学市场的缓慢回温,无不表明着两者之间互为“力矩”的作用,亦显示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既离不开市场,同时在对市场的层面有所超越时又需要得到政策扶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