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典模型的逃税行为理论分析

在阿灵罕姆和桑得莫逃税行为经典模型基础上,因循其假设条件,结合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以及纳税人道德心理因素,可证明纳税人逃税被查出的概率和逃税被查出后罚款率越高,则逃税程度越低,反之亦然。税率对纳税人逃税决策的影响则难以确定,但在超额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下,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加剧纳税人的逃税活动。考虑到提高被查出概率和被查出后罚款率的成本等现实问题,对税务当局而言存在社会最优逃税水平。为此,建议优化现行税制,加强税务稽查,规范稽查执法,培养社会诚信纳税意识。     

传承地域经典文化是文化创新的源动力——以茂名市为例

茂名市具有重视地方特色经典文化建设的传统,因此孕育了地方文化创新的动力。从茂名市重视文化场馆建设、重视文化资源建设,再通过文化积累间接获得各种社会声誉的案例说明地方的文化创新离不开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传承、传播。同时,也通过调查发现,这种文化创新规律在教育机构也应得到应用,例如,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开展地方特色经典文化的教育、传承会有利于输出具有乡土文化情结的好学生,提升教育质量,激发每一位本地青年学生都来参与文化创新的探讨。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走进"后文学时代"——一个历史结构主义者给21世纪文学所作的注解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的长期"铸造"下,社会显然已经形成了某种关于文学的"传统意识"。在许多人看来,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肯定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久已形成关于文学的一套理论认知和价值体系,也会长期存在下去。粗粗看去,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却发现:我们已有的理论判断和价值标准,在社会的文学现实面前经常处于"失语"状态。这是文学时代变化造成的。由于文学在数字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里有了不同既往的表现,由于这是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因此,我们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

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本文认为文学经典建构中的内部要素是不可或缺的,一味强调文化权力的外部要素的作用而忽略内部要素的观点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