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公司战略的结构化分析及其启示

基于企业是知识一体化组织、公司战略是由公司战略要素构成的结构性系统的认识,在探讨知识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知识与每个公司战略要素的联系,得出公司战略知识维度的结构,据此推出对基于知识的公司战略过程理论的启示.     

社会分层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研究--基于CEPS基线数据的分析

中国家庭竞争性地参与到校外补习、兴趣班、特长班、夏令营等结构化校外活动,成为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增加家长焦虑的来源。文章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安排特别是结构化校外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的阶层差异明显。具体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倾向于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进行精心策划和安排,参加各类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比率更高,每周用于校外作业、参加辅导班的时间也更长,用于结构化校外活动的经济投入也更多。相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更缺乏规划,在结构化校外活动的参与广度、参与强度和资金投入度上均处于劣势,用于非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时间则较多。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汇率变动、OFDI与出口贸易——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关系的经验分析

巩固和发展同欧亚经济联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结合引入汇率因素的结构化贸易引力模型,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了汇率变动、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将汇率变动划分为汇率水平变动与汇率波动,引入第三方汇率波动并细化为区域邻国汇率波动、中美汇率波动和中欧汇率波动三方面,采用2003—2017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和投资面板数据,运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工具变量法(2SLS、GMM和LIML)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汇率变动、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异质性汇率变动条件下OFDI的出口效应。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与出口贸易呈现互补关系;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汇率水平变动影响则不显著;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降低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贸易; 引入第三方汇率波动变量,发现第三方汇率波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区域邻国汇率波动有助于促进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而中美与中欧汇率波动影响并不显著。利用国际贸易标准货物分类(SITC)将出口产品分为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一步探究OFDI对异质性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与不同类型的产品均具有显著互补关系,汇率水平变动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影响仍然不显著;双边汇率波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显著抑制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贸易,同时在考虑第三方汇率波动的情形下,双边汇率波动对初级产品的影响程度增强,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减弱;第三方汇率波动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初级产品中第三方汇率波动均显著促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第三方汇率波动均无显著影响;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仅有邻国汇率波动促进出口。设定汇率变动、第三方汇率波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OFDI的交互项模型,实证检验了异质性汇率变动条件下中国对欧亚经济联盟OFDI的出口效应,研究发现OFDI出口效应中,汇率波动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汇率水平变动影响不显著;第三方汇率波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区域邻国汇率波动显著抑制OFDI的出口效应,而中美和中欧汇率波动影响不显著。     

结构性引导：民办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关系新释

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经多年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重新审视、定义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范式有以下弊端：其一，在解释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缺少基础和立场、宏观界定难以解释具体现实、静态分析忽视了非营利组织能动作用的结构性倾向研究的困境；其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研究明显呈现积极和消极两类对立观点。由此，提出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具体分析方法的新框架。分析发现：民办社工机构的诞生、发展无不依附于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但机构亦有能动性，通过主动介入重塑环境以适应其成长；民办社工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结构性引导的特征。     

政府与市场心理因素的经济影响及其测度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在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经济主体会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认知能力，学习、解读政策含义，形成对政策影响的预期，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因此，研究政府政策背景下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等心理因素的产生原因与形成过程，以及经济主体心理因素对经济运行与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是深刻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提出利用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学习方法，从海量非结构化大数据提取政府政策变化与各类经济主体对政策变化的反应等信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主体的互动关系，以及经济主体心理因素如何影响经济运行与政策效应，并探讨发展非结构化大数据计量经济学，推动形成分析经济政策背景下经济主体心理因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范式，以深入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     

论行政法典总则与部门行政法及其成典的关系

行政法成典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形成普遍共识和相应构型,而学界和实务界对一些部门行政法也有成典的主张,这使得行政法典总则既要对部门行政法作出回应,又要理顺与其的关系。行政法典总则与部门行政法典之间是控权性与规管性、高端性与基础性、整体性与局部性、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行政法典总则优先成典是更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成典,能够构造行政法体系、统摄部门行政法、完善部门行政法的理念和原则、形成部门行政法的执法体系和理顺部门行政法的适用。部门行政法成典则是相对有限的,要受行政法典总则体系、称谓、行文表述和适用规则的限缩。为了使部门行政法成典与行政法典总则保持逻辑自洽,应当避免概念使用雷同、规制对象重合、内容构造交叉、规范表述重复和调控手段错位等情形。     

聚沙成塔: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

  创新对于当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团队创新的意义更加突出，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学者们对于如何激发创造力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对于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仍需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创意倡导被认为是员工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创新的关键阶段，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创意倡导如何发挥作用、这一转化过程受到何种情景因素的影响还较少被关注。         基于创新的多阶段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索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进一步考察团队结构化程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选取中部某高新区的14家企业，利用多时段配对问卷调查方法，分两阶段收集来自49个团队的264名员工的有效配对问卷数据，使用Spss 21.0和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分析，检验员工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创新的过程以及团队结构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员工创造力显著正向影响创意倡导行为。②创意倡导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新。③员工创造力差异性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④团队结构化程度正向调节员工创造力与创意倡导之间的关系，即团队结构化程度越高，员工创造力与创意倡导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⑤团队结构化程度负向调节员工创造力差异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团队结构化程度越高，员工创造力差异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创造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创新的多阶段理论探讨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拓展了创新研究的理论视角，明确了个体层面的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层面的实际创新动能的实现路径，从多层面拓展了团队创新的影响因素，并发掘了团队结构化程度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要加大创意倡导行为的宣传力度，降低员工创造力差异性，提高团队结构化程度，以促进团队创新。     

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做出了分析，指出政府在与大科学装置的互构过程中，识别出大科学装置具有“建设大科学创新系统”的技术功能，并由此成为了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行动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大科学装置是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主体，区别于其他行动者的是，在当前的转译策略下，企业并未接受征召和动员，行动者网络建构也因此尚未完成。文章认为政府需要探索制定承担企业参与风险和培育企业技术能力的科技政策，促使企业成为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积极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