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去杠杆 ——基于四部门持续性和联动性的分析

[提要]鉴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核心逻辑以及经济政策环境的可能影响,本文分别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四部门杠杆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居民部门为重点分析了四部门杆杠率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持续性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各部门杠杆率联系紧密,居民部门始终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才开始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持续性明显减弱。此外,居民部门加杠杆可以降低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但会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当前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应主要考虑金融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联动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和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关系的可能转换。     

基于索洛模型的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显著影响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利用2003～2017年安徽省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测算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对模型进行扩展,研究安徽省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量,对现期和远期的动能转换加以阐述。研究认为,现阶段资金投入仍然是安徽省经济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力投入的经济推动效应相对较小,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量逐步提升,安徽省远期经济发展将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驱动。安徽省应注重科技创新,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将技术因素融于资金、劳动供给侧,全面深化以技术为主的供给侧改革,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型。     

中东变局以来的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探析

长期以来,土耳其和伊朗两国关系在总体上维持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随着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进入了全面提升期。在地区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取向与西方盟友产生重大分歧,促成了土耳其与伊朗的趋近。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两国关系遭遇重大起伏。叙利亚内战、伊拉克乱局、也门危机久拖不决,库尔德问题、北约雷达部署问题持续发酵,土耳其和伊朗因国家安全利益的差异导致两国关系龃龉不断。总体来看,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动荡凸显出土伊两国在国家发展道路和地缘战略利益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然而现实利益又使两国在地区重大议题以及经贸合作方面搁置争议而寻求共识与合作。     

技工学校体育教学实践探索

当前,社会对有技术的年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而现有技能人才的数量和素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一度出现的＂技工荒＂也突显我国教育、人力资源、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总量过剩,用工单位需要的技工短缺,造成了就业难、招工难的局面。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

本文对这样一种研究视角进行了检讨,指出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种种负面影响,但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上升。本文指出重要的不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真正的社会成本问题是农民“离土”、非农就业以及向市民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结构性紧张,而缓解这种结构性紧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东北地区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

结构性失业是社会、经济、产业等结构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支柱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三次产业的非均衡发展、国有企业释放人员过多是东北地区结构性失业的深层次原因。要解决东北地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需要政府从政策上给予支持,企业在就业上有所侧重,职工在素质和心理上适应新的调整。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革现有经济体制和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则是东北地区实现经济结构和就业人员职业技能结构同步转变的必然选择。     

去杠杆与金融风险防范: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分析

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质上是收缩信用的过程,经常会伴随较大的金融风险。根据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信用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信用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的过度扩张又可能引发货币和信用危机。通过去杠杆收缩信用,可能会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虚拟资本价格下降、社会信用关系崩溃等问题。我国经济在去杠杆释放金融风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债务违约现象增加、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上升、隐藏的金融风险逐步暴露等。为了实现良性去杠杆,当下需要创造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采取措施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三社联动"体现了从建构走向协同的治理阶段以及政社关系重构下的"双层闭环"治理结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双重作为。一方面,从主体发展到协同联动,"三社联动"需要支持建构型社会工作的协同;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形成协同治理与联动服务的机制,需要服务治理型社会工作承担服务者、治理参与者的角色。由此,"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具有建构性—结构性的双重协同论,对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