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新论——以两汉社会文化为例

文化传统的主观解构,存在多种可能性。应根据不同研究语境,运用相应的理论来观照历史传统。透过汉代文化可以看出,小传统的存在样态并非单纯表现为民俗事象,也表现为文献典籍的形式,小传统的考察视域应是相对开放的。大小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交融关系,两者兼有进步和保守的双重功能和作用。文化传统的健康维系与合乎理性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同步完善。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法律系统的自治——论卢曼对法律自治理论的重建

法律自治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它的理论解说却是远不够充分的，特别是那种将其相对化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这一概念的澄清，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模糊。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法律的自治性，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克服了相对自治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强调法律自治性的同时将法律与社会隔离开来的弊病，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自治、乃至于理解法律本身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科技-经济系统协同度模型及实证分析:1998-2003

以系统协同分析为基础,依据我国1998—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序参量的协同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经济系统协同度偏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科技—经济系统协同水平,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科技驱动的战略性转变。     

对供应商自建经销渠道的思考

供应商与零售商的矛盾长期存在。当前,供应商自建经销渠道、零售商发展自有品牌是各自的重要对策。供应商通过自建经销渠道掌控市场、维护自身品牌,但也存在弊端。对此,应该从政府、供应商自身以及行业协会等方面积极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和谐的零供关系。     

工作信息

北京市教育系统老同志参加"传承发展,与奥运同行"健身活动启动仪式暨柔力球表演赛,来自北京区县教育系统、在京高校的千余名老同志参加了此项活动。(张永忠)     

工业4.0背后的大国角力

在不远的将来,人们选购汽车不是去4S店,而是直接从工厂下单。如果您需要订制一辆个性化的汽车,只需打开汽车制造商的APP,从几百种款型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在个性化订单中输入"把车辆外观设计成大黄蜂",只需一键下单,智慧工厂的流水线,就会为你量身订制这样一部车,并直接配送到您的家中。小批量、个性化、多批次;生产周期缩短、价格下降;流通环节简化,对客户需求反应灵敏,产品实现订单生产而不是盲目生产,这些智能制造的产品特征,就是拜工业4.0所赐。     

中国教育经济复杂系统的协调性研究

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基于系统科学, 运用协同学理论和CRITIC赋权方法构建教育经济系统协调度测量方法, 对中国1993—2012年的统计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科技成果的数量与应用、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是影响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经济增长子系统有序度的主要因素;基础教育子系统的有序度整体上要高于经济增长子系统, 高等教育子系统的有序度相对最低, 而2003年以来3个子系统的有序度都呈现稳步提高趋势;教育经济复杂系统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发展、协调发展的转变, 但目前协调度仍然很低。     

养老金“双轨制”之变

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因而,"并轨"也从以往的"引而不发"呈现出"不得不发"的态势。近日,养老金并轨的新政一出,便受到万众瞩目。从1993年首次提出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到2014年12月份国务院提出"一个统一,五个同步",再到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历经20余年,正式确立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合并的改革立项,养老金双轨制在全面深改的洪流中正式被破除。     

广西农房保险统保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广西自2007年起在梧州地区和"两属两户"群体间试点农房统保,并于2011年正式在全自治区内推广,成为西部首个实现农房统保的省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风险过于笼统,缺少风险区域规划;经营风险大,缺少其他风险分散手段;道德风险较高,防范难度大;缺少法律保障和约束;补贴手段单一,缺少经营费用补贴等问题。为此,完善广西农房统一保险应采取以下措施:增强风险区划,完善农房统保模式;加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加强宣传教育,防控道德风险;实行地方立法,规范农房保险运行;改进当前农房统保的补贴方式等,促进广西乃至全国农房统保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