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换债券与公司绩效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的产物,可转换债券(以下简称转债)在我国的实践已有12年时间了。国内外金融理论普遍认为,转债的出现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那么,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在上市公司“圈钱”成风的证券市场中,转债能否独善其身,充分发挥其作为金融衍生工具的独特优势呢?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一、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后的绩效表现(一)研究设计本文以2000-2003年发行转债的2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现金流、主营业务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净资产收益率等5项指标作为公司绩效评价标准,对转…     

经济转轨期农村经营模式:路径、绩效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土地难以流转、经营规模太小、市场联系面窄、抵抗风险能力弱、农业资本投资不足、土地使用效率低等。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就必须创新经营模式,下一步应该把突破口放在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统一经营上,建立农村家庭、涉农企业、集体和政府利益协同的产业链,把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以企业为龙头,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对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思考

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人才战略的实施,现行的公务员薪酬制度亟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在法制建设、管理规范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公务员的绩效意识,要根据公务员群体的特征,创新公务员分配制度,实行“动态薪酬制度”。按照激励约束原则结合企业薪酬管理模式,设计公务员薪酬制度并结合公务员绩效考核标准,依法进行管理。结合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进程,进行科学地策略选择,分段实施薪酬制度革新的措施。     

辽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发展研究

近年来,辽宁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得到很大发展,初步建立起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但也存在机构发展不平衡,市场竞争不规范,公共信息流通不畅等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为辽宁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因此,应加强辽宁省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努力创造有利于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提高科技中介机构核心竞争力。     

信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初探

对信息产业集群网络的概念、种类、内容及信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各主要节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信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关系链条,最后从生产效率、治理效率、创新效率三个方面阐述信息产业集群的绩效.     

2005中国最佳运营绩效公司50强——运营绩效：典范增值

为引导投资者给予中国优质上市公司更多的关注，继续倡导向成熟资本市场迈进的价值投资理念，继去年推出“中国最佳运营绩效公司50强”后，2005年，《经理人》与深圳市排行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再次联合发起对2004年度中国最佳运营绩效上市公司的综合排名活动。他们能否担当起典范的重任?     

环境监测C/S模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环境监测C/S数据管理系统适合于地市级环境监测站,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各部分的主要功能、特点以及发展目标在文章中作了介绍.该数据管理系统提高了数据管理水平和效率,为实现环境监测数据信息的管理提供了质量保证,同时为推进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有效的现代化手段.     

抓住有利时机 提高管理绩效

本文论述了时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应该注重抓好哪些环节上的良好管理时机,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绩效的目的.     

组织模块化能否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的视角

数字化时代,制造企业通过组织模块化设计提升服务创新绩效成为服务化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关于组织模块化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研究还很缺乏.本研究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出发,探讨组织模块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通过对285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1)组织模块化设计有助于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2)大数据分析能力在组织模块化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组织敏捷性完全中介组织模块化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4)存在组织模块化-大数据分析能力-组织敏捷性-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5)环境竞争性正向调节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表明随着环境竞争程度的提高,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显著增强;(6)环境竞争性对组织敏捷性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然而无论环境竞争程度如何,提高组织敏捷性都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本研究深化了组织模块化及其作用和优势的研究,并为数字时代制造企业组织架构创新、服务化转型等提供了借鉴.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