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制度环境与制度适应性效率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前提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性重大事件。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过渡性和制度阶段性情况,也说明了不确定性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特点决定了转型的艰巨性。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国经济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前改革攻坚由于受     

北魏孝文帝改革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考

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实行爵位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确定新的诸王爵位封授制度。孝文帝规定道武帝直系子孙才可以拥有王爵,对宗室王、异姓王采取降爵措施,并且,实行虚封爵与开国爵等级一体化以及爵品与官品合一的措施,在制度上确立了王爵为最高等级的爵位。为确定封授诸王食邑的标准,制定了亲疏世减法。在诸王的封地设置内史和王官进行管理,因而,形成郡、国并存的局面。由于诸王爵位封授制度的制定,使诸王成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特权的阶层。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入关到清帝逊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文章系统地回溯了满族在东北地区的兴起、入关后处理满汉关系的政治谋略,结合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解读满族在认同意识方面的巨大变迁。     

论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

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建立保奖制度,对该机构中得力官吏进行奖励,便利其仕途升迁。其覆盖面广,内容优厚,在吸引京官进入总理衙门任职的同时,也将部分熟悉洋务的官员输送到海关道这类尤需交涉人才的岗位上。总理衙门优厚的保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晚清官场的铨叙规则。另外,在时人已经认识到的洋务(外交)人才需职业化这一点上,保奖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近年来,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发现与陆续公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汉律的主体部分,其中有许多民法方面的内容,涉及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身份法、婚姻法等,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众所周知,秦汉律令久已亡佚,清末学者虽然做了一些法律文献的辑佚和整理工作,但仍然是一叶泰山。因此,对秦汉律令重见天日的价值如何高估亦不为过,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①。     

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间互动——以中央与浙江为例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级政府间互动的制度变迁模型,以中央政府与浙江政府为例,重点考察了浙江与中央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典型互动事件,包括从以乡镇为主体制到以县为主体制的发展以及城乡义务教育全面免除学杂费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两种主要的政府间制度互动形式。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真正保障了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利

《社会保险法》使得中国社会保险事业有了来自人大授权最高的法律依据,这对于中国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社会保险法》肯定了中国社会保险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立足中国国情,为社会保险事业定型和稳定发展提出了根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制度变迁下的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分化探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单位社会终结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但相关研究多为关注组织变迁的客观层面.组织客观制度变迁背后必然伴随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秩序的达成又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认同,我们应该深入考察沉淀在人们心中的意义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当制度变迁时,不仅是作为制度表层结构的各种具体规章条文发生变化,更有作为制度深层结构的价值逻辑转换蕴藏其中,作为变革最为深刻的组织形态,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伴随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国家、市场和其他组织是对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分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因素,三者力量的交互作用共同框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定位,原有国家一元控制下形成的国--企同构政治意识形态格局正在多元交互力量的冲击下发生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