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狐女形象的审美意蕴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寄托了蒲松龄的审美理想与别样情怀。这些端庄奔放、热情守礼、矜持主动的狐女,集娇媚、多情、灵气于一身,正是古代书生心目中心目中孜孜以求、渴望已久的女性形象。它们既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热情歌颂,对女性智慧才能的肯定,也是作者潜隐在心灵深处的欲望袒露。     

从本地到本土——论莫言对《聊斋志异》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莫言从儿时在故乡聆听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到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呈现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创作历程,实现了继承、借鉴后的创新,揭示了他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间的师承关系。莫言通过向蒲松龄学习,开始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在小说中加大魔幻叙事的比重,注重艺术的转化力与创造力,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莫言说的"讲故事的人"考察其创作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其实同后者一样,延续了民间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从本地到本土,莫言的经验值得思考。     

从《聊斋志异·贾儿》看母子关系

以弗洛伊德、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关于母子关系的理论对《聊斋志异·贾儿》进行重新阅读分析,认为贾儿与狐狸的正面冲突实际上体现着他与母亲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贾儿与贾人妇都有着某种试图回复到母子一体的前俄底普斯期的冲动,这在文中表现为贾人妇将讨狐的厚望寄予给贾儿,而贾儿也用尽心计击毙了满足母亲女性欲望的狐男;不过在母子乱伦禁忌的限制下,贾人妇最终以疯癫的形式将其欲望指向了狐狸。     

“情人身上特征”母题与个人隐私权——《聊斋志异·霍生》的佛经故事溯源

关注唯有夫妻才能知道的对方身体隐秘特征,由此构成故事的情节核心,此在中古汉译佛经故事中早已出现。春秋时代也不是没有尊重个人隐私意识的。但到了汉代“乡里清议”,察举选官后,伦理社会舆论干预个体言行逐渐得到强化,个体的尊严只有被群体伦理认同,才成其为尊严,这必然带来对个人隐私权的忽视甚至蔑视。明代之后市民阶层因“知觉剥夺”、娱乐较少而尤其喜欢窥视窥听,构成了“情人身上特征”母题滋长、接受传播复制的审美动因。《聊斋志异》却以此母题揭示了一个针砭世俗恶俗的话题,从而对该母题的思想内蕴进行了创新。     

《聊斋志异》灾荒瘟疫描写的印度渊源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对危害人类的灾荒与瘟疫,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蒲松龄写二牛相斗,为水灾象征和预兆,是李冰故事的一个变型或日简化,受印度牛崇拜影响。牛瘟描写,显示了蒲松龄博济众生的同情心。疫鬼认识,还与古代中医学的诊断术有关。疫鬼貌丑,体现了人的恐惧和厌恶。佛经描写瘟疫由外而来的思想,对于中国瘟疫天降、瘟神传播的思路是有启发的。印度早灾来自人世冤狱的信奉,对中国故事的伦理性质,以及人间善恶影响灾害、瘟疫使者的思路．也有促进。瘟疫及疗救方法,也启《聊斋志异》之先。     

论《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体式

按照短篇小说的特点,可以把《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分为三类:即故事式、盆景式以及横断面式的小说。通过这一分类,能够窥见《聊斋志异》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的生成轨迹,同时也为《聊斋志异》的研究提供了探求本事之外的另一种重要思路。此外,异史氏曰对于小说的结构而言也非常关键,其成为一个情感的缓冲区,以这样的方式来化解小说中过于峻急的孤愤之气。     

《聊斋志异》:错综缠绕的性别言说——蒲松龄进步妇女观的另一面

蒲松龄在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集中体现的妇女观,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定的那样积极和进步,而是呈现一种混杂、错综、盘旋缠绕的形态。与时人相比,蒲氏小说中不乏同情妇女、张扬人性的层面,但与此同时,传统女祸论的影响、女性身份的隐性缺席以及以两情相悦为表象的男性立场的婚恋观也时有表现。蒲松龄错杂交缠的妇女观可以视为性别观念进化的漫漫长途上一次意义重大的停靠和中转。     

《齐鲁学刊》2011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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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和鬼女的形象异同

《聊斋志异》中狐女和鬼女所占的篇幅比重较多,阳光明媚的狐女和凄美哀怨的鬼女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狐性和鬼性在她们身上得到诠释,但她们又具有人性,而且个性迥异.这种狐性、鬼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使狐女、鬼女的形象更加丰满深刻,而两者形象的塑造,则往往是为了满足落魄书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不仅体现了一生穷困潦倒的蒲松龄的美好心愿,更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的共同理想追求,也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暗含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的卑微,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女性意识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