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内容的新变化

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是财务会计的重要内容。本文论述了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给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内容带来的若干新变化。     

企业股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政策措施的建议

<正> 按照中央提出的进行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很基础的一项工作是要解决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人格化,一股独大,投资者不到位,没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民营企业大部分存在融资困难,很多企业存在办企业为个人不为社会的家族制管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施股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的     

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路

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能有勇气，在国有资产信托管理方面率先创新，那么，下放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审批权，即国有资产分级所有的体制安排，就真的可能打破全流通试点工作的僵局。     

国有股和法人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用事业型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的股份集中于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普遍特征,研究这些大股东如何凭借其持股地位影响公司业绩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的公用事业型公司1998年至2002年的平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国有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     

土地收益权质押：一个虚幻的担保

为缓解融资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金融的新模式,吉林省开展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财产,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融资”与“避免失地”的双重优势。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吉林模式中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名不副实,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担保,存在诸多的法律弊端。而由于土地与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在“自动产生收益”这一属性上存在区别,所以无法通过借鉴“公路收费权质押”的制度经验来构建土地收益权质押。此外,利用土地未来的经营收益质押贷款的思路也不可行,理由是：经营收益由土地价值与劳动价值共同构成,而劳动价值无法登记,从而不具有优先效力;而且这种方式使得清偿能力取决于债务人自身,不符合特别担保之属性。在尚未放活经营权之前,以土地承租权担保贷款的构想较为可行,但须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     

私募股权投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研究——基于新三板的数据

本文以251家新三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社会大众负责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企业的PE个数与企业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供应商负责、PE总投资额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     

股权众筹中公众投资人保护制度研究——兼论《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的立法完善

中国证监会将制定《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作为2018年的重大立法计划,该办法力争年内出台,有望成为平衡"促成互联网便捷融资"与"保护公众投资人"的立法举措。从商法基本原理界分公众投资人的二元属性之意义在于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有针对性的适用法律,或完善法律调适。在面对新兴事物的时候,如股权众筹中的风险控制,对以商为业的投资法人来说,其具备专业知识、投资技能、法律事务团队、丰富的市场经验,其所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比一般公众投资人更重更多。当前中国股权众筹的公众投资人整体风险把控能力尚弱、成熟度不够高,未来的《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应当立足于考量当前公众投资人的成熟度,并以适当加大公众投资人保护为立法基点,建立诸如完善公众投资人的准入制度、规制投资人的投资行为、设置投资人投资冷静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措施。     

不同主体股权转让问题探讨

在法律实践中,隐名投资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其所引起的纠纷除了涉及隐名股东与名义持股人内部协议履行的问题,亦有隐名股东、名义持股人因公司经营或股权利益分配导致的与公司或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本文基于最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权的转让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股权基于其财产权的属性可作为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夫妻之间在离婚阶段难以协商一致时如何认定股权归属和收益归属问题进行规定,本文将对若干可能情况下的该问题进行法理上的阐释。     

股权众筹是否真的那么美--基于美国制度缺陷的再思考

股权众筹作为初创企业采用的一种利用互联网向大众募集小额资本的融资方式，以“脱媒式”对接投融资双方的优势，利用互联网的人群聚集与信息广泛传播效应，降低投融资方之间沟通成本，有助于投融资意向的快速达成。2012年美国JOBS法案的高调出台，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但股权众筹制度在美国已受到诸多批判，除信息披露要求弱化引发的欺诈风险增加外，在注重前端融资效率的同时却忽略了投资端的设计和保护，尤其是众筹股权的流通和退出问题等。美国立法与实践领域对于这些问题尚未取得彻底的突破。股权众筹以美国模式为样板引入中国，在遭遇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及制度的困扰后，中国股权众筹实践陷入更多困境。通过对美国相关制度出台的背景及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对照中国实践，锁定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并深入探讨现有解决路径能否真正缓解这些不足，以期对股权众筹制度重新进行明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