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健康康看奥运

2008年8月8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就要到来!当人们欢欣雀跃,为比赛加油喝彩时,我们无论是亲临比赛现场,还是在家看电视,别忘了有个合理的安排,不要因为引人人胜的赛事而忽视健康问题。     

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体式创构

近些年来,不少作家返归中国文学古典传统,从方志、历史典籍、地方文献中吸收创作资源,创作出不少具有地方志元素的"类方志"小说。类型上有"志书体""条目体""嫁接体""副文本"几种形式。这类小说,因为打通了与地方史学、地理学等的联系,形成一种层累化的历史复合文本,构成古今的对话与话语激活关系,开阔了小说的审美空间。但是,因为作家处理历史文献的学力、才识有限,不少作品存在文献处理和创作转化上的严重问题,或随意肤浅,或泥古不化,影响到当代小说的创作品质。     

论梅亚苏的数字人文学贡献

自然科学家普遍热衷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科技。然而,海德格尔却将人文与科技截然二分,并质疑科技的支配地位。人文科学对自然的关怀和科学科技对自然的计算似乎水火不容。法国哲学家梅亚苏力排众议,不仅批判传统哲学否定关于祖始自然的陈述,无法解决祖始问题;而且试图借用电子信息及计算机科技提出关于祖始自然的陈述,示范一种研究自然的数字人文学。他不但结合人文关怀与科技计算去研究自然,而且贡献了重要的方法指引:"事实性原则"。在此原则指引下,人文关怀与自然科学及科技都只有偶然的必要性,两者可以互补不足,但不能互相取代。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该问题的核心内涵是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向,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马克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两步对该问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同时具有伦理功能,而只有反伦理倾向;接着,又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分析,在阶级统治的理论框架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把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断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存。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出发来具体阐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

王浩在评价金岳霖学术生涯时,曾经设想过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没有实行,该计划实以"逻辑基础问题"为主线。金岳霖把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归结为逻辑,但是在为逻辑建立基础的时候,遇到了"逻辑中心困境"。在晚年的哲学工作中,他接续自己早期关于逻辑基础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对整个的逻辑来说太大,从而集中讨论了推论的基础问题,把推论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之中。如果推论是逻辑的核心,那么,他的这个论题可以视为对逻辑基础问题的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走出了他早期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既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分别,也体现出"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     

论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框架问题及其出路

在人工智能学科的兴起之初,符号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主流流派,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框架问题的出现阻碍了它的发展势头,致使符号主义逐渐走向没落。为解决框架问题,符号主义曾提出过两条主要解决路线,然而均未能成功。人们逐渐意识到,框架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普通技术问题,其背后牵涉到复杂的深层认识论问题(丹尼特)。为此,德雷福斯等主张从现象学角度对符号主义人工智能进行反思,揭示框架问题技术之外的多重内涵,只有对人类智能有了更深入的全方位理解,塞尔理想中的人工智能才有可能实现。     

城市化过程也需要和谐

一：和谐的城市化“量”和“质”同样重要 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许多人还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中科院《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认为,当农村人口数量降到全国人口的25％以下时．劳动力人均耕地增多．农村土地达到市场化要求。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将达到一定程度．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生产成本将大幅度改善．     

天津房地产业发展调控管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市场机制在房地产业运行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和房地产产品的特殊性．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实现房地产业的健康、持续、平稳发展．因此．加强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房地产业在我国形成的时间短．且一直处于变革过程之中．因而对于房地产业的调控管理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本文结合天津实际．对房地产业调控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