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区域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

基于2000～2013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有必要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GML)指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对能源效率演交趋势进行分析,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可靠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低碳能源:世界能源革命新战略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迫切需要改变化石燃料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稳定气候.今天具有的技术和今后几十年预计会产生的技术,将容许全球经济迅速去碳化.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加上广泛的节能技术进步,将允许全球能源需求不用化石燃料就能得到满足.世界正处于能源革命的初期,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无碳能源,设计新的能源体系,增加对新能源的投入,加强对新能源的政策支持,将是这场能源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新的能源体系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契机.     

后金融危机时代印度能源外交战略及启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印度在国际能源秩序变化、气候问题和新能源挑战、能源需求全面紧张、能源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制定了新的能源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促进能源进口与合作多元化、推动能源外交机制化、探索能源外交新模式、推进新能源开发合作。印度的能源外交战略启示我们要加强后金融危机时代能源外交战略的规划、建立健全能源外交协调机制、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深化新能源外交。     

浙江省农村能源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基于抽样调查对浙江农村能源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浙江农村能源消费中情境结构因素、个人特征因素与能源消费行为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确定并验证各种因素对浙江农民实施能源消费行为的影响与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习惯性能源消费行为和购买性能源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个性特征因素对习惯性行为的直接影响最大;情境结构因素对购买性行为的直接影响最大;在间接影响中,责任感对习惯性行为的间接影响最大.     

提升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近年来,河北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保障、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加剧.本丈根据3E系统协调发展的内涵,基于河北省3E系统间的协调状况,对河北省的3E协调度水平作了客观评价分析,认为河北省能源-经济种-环境综合协调度低,制约了河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提出了提升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措施——美、日、德三国的实践模式及其启示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传统的石化能源短缺,促使各国从自身的能源安全出发加速发展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发、生产、消费正在成为国际能源领域的新热点,数十个国家确立了可再生能源的激励政策.美国、日本、德国作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典型国家,其实践模式对于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财税激励措施亟须完善.     

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如何实现低碳发展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研究结果发现:经济规模每增长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5百万吨(MT),但是不同行业间经济增长的边际碳排放量差异很大;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碳排放的增加,制造业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增加56MT;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度下降,是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能源强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碳排放量平均减少33MT;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碳排放密度居高不下,能源结构变化的减排效应并不显著,但是,综合碳排放密度下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现出能源结构优化的迹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     

低碳经济与黄山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见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是指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将继两次工业革命、     

低碳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激励机制与模式选择

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减排和能源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缺乏对可再生能源外部性的合理评估,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效的激励政策是,通过价格、补贴和强制消费等手段刺激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促进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模式在控制成本、创造需求、降低风险及稳定性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而政策的激励效果是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根据现实的能源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政策模式选择。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利用增速快,但也存在着整体利用率低、地域和技术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应以固定上网电价制模式为主,将可再生能源利用数量作为基本目标,促进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这对中国建设低碳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关键性作用。     

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约束下中国政府投资决策问题研究

科技发展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在当前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约束下,基于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构建C-D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构建科技发展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的投资决策模型,基于1995—2014年数据及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能源结构和经济增长目标,对中国政府的投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约束下,中国非化石能源产量应至少保持年均7.04%的复合增长率,非化石能源生产投资应至少保持年均9.98%的复合增长率;在保持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条件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科技投资应至少保持年均7.94%的复合增长率。提高科技发展投资和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但提高科技发展投资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效用远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科技发展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较好的替代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