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辩护——基于神经科学和人文精神的解释

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尤其是神经科学领域里贝特实验及其后续各种翻版实验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之后,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而持有一种相容性观点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既肯定了决定论又保留了自由意志的合理存在意义。这里不仅要为自由意志作辩护,而且认为自由意志的作用更胜于决定论的影响,并基于神经科学研究和人文精神需要的视角上作出说明。     

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在此过程中需要重视法官的作用,尤其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法律空白、冲突的情况下,需要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作出裁决。本文主要从两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为法官自由裁量权概述;第二章为对自由裁量规制的比较研究,分析国外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的方法,找到我国的不足并提出解决建议。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及其程序性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它既能适应行政权不断扩张的需要,也能适应行政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和灵活性的原则要求,可以有效地弥补法治的局限性。然而,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其滥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形象,还助长了官僚作风和特权思想。因此,实施行政程序性控制可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督促其行为趋于科学合理,在当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     

浙商“穿越现实”经验与中国式现代性自由

针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依附既定中西方观念造成的"平面化自由"问题,以及东亚现代化不能向世界贡献东方式的现代重大理论的"弱创造性自由"问题,浙商"穿越现实"的个体自由经验值得重视。这种经验以"亲和群体但不依附群体的隐性个体自立"、"亲和经验但不限于经验的潜在个体理解"为其基本内容,不仅可以诊治中国学界百年来依附西方"超越现实"的自由观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错位之症,也可为东亚的世俗性现代化提供一种"穿越世俗"的东方自由文化理想图景。     

哈贝马斯、拉马丹和沃尔泽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对话

2008年和2009年伊斯坦布尔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三位杰出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塔里克·拉马丹和迈克尔·沃尔泽在伊斯坦布尔论坛上分别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并试图使他们彼此的观点在此产生批判性的交锋,对于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相互尊重、平等相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刑事责任能力的思辨展开──以黑格尔“自由意志”为核心

"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作为责任范畴所讨论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内涵上具有主观性特征。因此,只有从主观的法哲学核心"自由意志"出发去展开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思辨,才能真正厘清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据。     

人才成长要“动静结合”

正培养人才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规律是,既要让人才"静下来",也要让人才"动起来",动静相宜推动人才健康成长。以静为本营造风清气正成长环境。"安专迷"是成才之基,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人才静下心来干事创业。要营造爱才重才的环境,从感情上贴近人才,真正尊重人才,坚持用其所长,容其所短,不求全责备,大胆给位子、搭梯子、压担子,并解决好     

真实自由、资源平等与基本收入——派瑞斯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的政治哲学维度

单纯地从经济学进路来研究派瑞斯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仅只关注它的可行性问题而忽略可欲性问题,不仅有失于表面化而且不充分。正是在可欲性层面上,这一方案从重建资本主义合法性基础出发,构想了一个全体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真实自由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并非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它以个体真实自由和资源平等为其哲学根据。派瑞斯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工作权优先观念和相应实践,主张收入权优先于工作权,要求将人们从强制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全体真实自由的最大化。这既是对传统福利制度本身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基石即雇佣劳动制度的批判。就其实质而言,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关于自由人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