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

费希特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不可转让的权利.因此他公开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统治,反复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要求人们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面对着外敌的入侵,费希特公开对德意志民族作演讲,在他看来,德意志要实现民族独立,德意志民族必须要把争取民族独立与人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因为只有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民的自由.同时,他希望依靠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开辟道路,他认为教育是培养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公开演讲,费希特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意识,号召德意志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拿破仑的入侵,恢复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在费希特的民族国家观念里,他认为,国家是具有武装权力,并且国家的权力最终是为民族而服务的.费希特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阐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而且也亲自投身到这场民族解放斗争之中.     

“精神底自由是最大的幸福”——梁宗岱与罗曼·罗兰

梁宗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与罗曼·罗兰有很深亲缘关系的诗人之一.在梁宗岱西学渊源的梳理中,当下学界对梁宗岱与保尔·瓦雷里关注较多,而他与罗曼·罗兰关系的研究十分缺乏,罗曼·罗兰对梁宗岱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殊不知,在梁宗岱的西学源流中,罗曼·罗兰是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精神自由”的诗性品格的内在契合让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忘年之交.罗曼·罗兰的“精神自由”理念对梁宗岱的精神和道德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两人的这段忘年之好的异国情缘是颇为珍贵的一页.     

论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以香港社会秩序为参照

香港这个人口与资源如此紧张的弹丸之地,其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因其复杂经济社会因素陷入混乱,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何思考这种现代社会秩序及我国城市化运动中社会秩序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两类不同社会秩序的理论分类并予以简要分析,分析了香港社会秩序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指出未来我国宏观社会秩序生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生秩序与外部供给之间的关系。     

两种自然状态与两种自由理论——霍布斯与洛克思想之比较

霍布斯与洛克两人的自由理论基石都是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然而他们的自由理论却有着不同的逻辑走向。他们都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试图探究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缘由、目的以及路径选择等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自由理论。然而,霍布斯所假设的自然状态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是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因此,其自由理论的最大特征就是保全人的自我生存、避免死亡的自由;洛克所假定的自然状态则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是和谐完满的状态,其自由理论的终极价值是追求财产欲望的自由。     

论科学发展与法治的统一内涵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法治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其本身属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剖析两者本身,笔者发现其内在拥有交叉共通之处：两者都以人为本,在落实的过程中都注重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人的自由发展是两者共同的价值归宿。把握科学发展观与法治的共同内涵,有利于我们将其视为有机整体,科学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     

自由与权威的平衡:约翰·洛克政治思想的解读

洛克将自由的理念或者政治精神贯穿在其政治理论中,但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到自由和政治权威——两个善妒的敌体。在霍布斯的政治世界中,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把全部的自然权利让渡给统治者,个人不再拥有自然权利,这样政治权力特别是主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的,在这样的政权的统治下,个人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然而,洛克却用各种政治的巧设和建构努力调和自由和政治权威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一种平衡。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三维视界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的学说,在于它以感性存在论为理论基石,以唯物史观为科学逻辑,以"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趣。从学理上澄清马克思学说科学的充分根据,对于我们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生成论研究

纵观马克思毕生的思想轨迹和社会实践活动,在"批判旧世界"过程中"发现新世界"是其最显著特征,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其贯彻始终的价值诉求,也是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旨趣所在。自由时间理论作为工人自身解放、整个人类解放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该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中,可以分为《博士论文》至《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至《资本论》第一卷时期、《资本论》后三卷时期,分别标志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逻辑展开、基本生成及进一步发展。     

关于我国主刑的几点思考

对于犯人的刑法主要有死刑、自由刑和管制三种,我国法律对于死刑的具体实行方法的确定尚无具体的界定范围;对于自由行和管制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的认识和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规范和完善主刑的具体界定,以及更好地完成对于主刑的执行效果。     

投保人信赖利益保护问题

就如何维护投保人的信赖利益这一问题,理论上存在三种方案,即扩大合同成立的可能性、认定存在先合同义务以及扩大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通过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一般原则来保护投保人的信赖利益均有可能侵蚀合同自由原则.相对而言,先合同义务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平衡裁判术,在类型化的限制之下,既可维护合同自由,又可实现个案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