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

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长期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上述问题与南部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南部社会的落后与黑暗。这其中,南部黑人受害最为深重,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20世纪美国有两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到20世纪70年代有600多万南部黑人迁徙。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但黑人大迁徙又反过来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背景及特点分析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在近代留学潮、爱国救亡运动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合力推动下,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核心要义、限制因素、实现路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作了阐释解读。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语言“接地气”、形式多样化、不同派别通力合作、传播的相对片面性等几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点。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历史作一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     

《海洋自由论》及其国际法思想

本文介绍了格老秀斯《海洋自由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蕴涵的国际法思想。格老秀斯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从葡萄牙对东印度无主权、无权垄断海洋和海上航行权以及无权垄断国际贸易权等三个角度来阐释其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理论 ;其蕴涵的国际法思想主要有 :航行自由和捕鱼自由、贸易自由、无害通过权、人类共同财产及和平论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这些闪耀着国际法思想光芒的真知灼见对今天的国际海洋法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强权政治仍然主宰世界的今天 ,重温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 ,仍有着积极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配股前后业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次系统考查了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后的业绩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后业绩出现显著的下降,和没有配股的配比公司相比,配股公司的业绩要好于配比公司,但在配股后第3年,开始逊色于配比公司,并且,公司配股后业绩的下降幅度大于配比公司。本文首次发现,自由现金流假说能很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配股后长期业绩下滑的影响因素,公司配股前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多,公司配股后的业绩下降得越快,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低与投资水平低的上市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得越快。另外,公司的成长性越高,资产规模越大,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的更快。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研究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是在原有数罪并罚规则基础之上,针对多样化的犯罪现象与司法适用而设置的规则。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异种自由刑并罚内容,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各自蕴含着合理性依据。然而立足于整体数罪并罚的规则,此种规定却存在二者相互矛盾以及刑罚轻重的冲突,给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带来困扰。基于此,通过对域外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的考察,借鉴其中折抵和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提出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规则的改进建议: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并罚采用综合折抵原则与限制加重原则的方式,而对有期徒刑、拘役刑和管制刑的并罚继续采用并科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数罪并罚的适用。     

从庄惠之争看庄子的精神困境

庄惠之争是研究庄子哲学的关键,从"濠梁之辩"的探讨出发,它集中反映了二人思想的冲突与互认,并进一步确立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可能与必要.立足于二人的争论重心,从"用大"到"求真"再到人情之辩,惠子的诘问促进了庄子观点的明晰,也展现了庄子思想更为深层的矛盾:自由的悖论和自我的悖论,这不仅是庄子一人的精神困境,也启发着人们的理性反思,因此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价值.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自由的恶作剧者》的伦理解读

边缘化的印第安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美国社会的伦理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本土作家杰拉德·维兹诺在小说《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揭露了美国"主流即正义"这一讽刺的伦理现状。主流边缘的伦理差异及主流白人群体的伦理倒退使得印第安人深受创伤、深陷伦理困境。从印第安恶作剧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群体只有通过对本土印第安文化的坚守才能实现伦理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