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民主与科学

民主和科学的亲密关系曾经被许多先贤研究过。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民主也就不会有现代科学;而没有科学,处于蒙昧时期的民族更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评《产权、货币自由兑换与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及商学院江春教授的又一部新作《产权、货币自由兑换与经济发展》由武汉大学于2003年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本书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专著，也是江春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制度基础研究”(项目批准号：70273030)的一项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来看，本书在货币自由兑换及经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同搭建类型下儿童积木建构游戏发展水平

积木是幼儿创造性建构游戏的一种开放性材料,能帮助幼儿的身体动作、认知、语言、社会情绪与创造力得到发展,不同 积木游戏类型对幼儿发展有其独特的价值。选取自由游戏和引导游戏两种类型,比较两者积木建构游戏发展水平及其与早期 数学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小班幼儿自由搭建下的积木建构发展水平与引导性搭建下的积木建构水平无差异,中大班幼儿引 导性下的积木建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自由搭建下的积木建构发展水平;教育者应为幼儿创设适宜的积木游戏机会,探寻引导 性积木搭建路径,提升积木建构水平评估能力。     

20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

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长期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上述问题与南部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南部社会的落后与黑暗。这其中,南部黑人受害最为深重,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20世纪美国有两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到20世纪70年代有600多万南部黑人迁徙。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但黑人大迁徙又反过来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背景及特点分析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在近代留学潮、爱国救亡运动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合力推动下,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核心要义、限制因素、实现路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作了阐释解读。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语言“接地气”、形式多样化、不同派别通力合作、传播的相对片面性等几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点。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历史作一系统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