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启示

苏共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探讨苏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瓦解并最终下台的原因,汲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加强和巩固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思考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成为苏共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出发点。这次大会也推动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由1956年前的全面肯定转向深入反思。苏共二十大后的一段时间是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揭示得最系统、最完备的时期,这与苏共二十大的背景有关,但毛泽东在反思中又维护了这一模式。由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与苏共有不同的看法,这次大会不仅成为中苏分歧的起点,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发了中苏之间的一场大论战。     

论苏共"超阶段"问题的基本含义

苏共“超阶段”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范畴内的问题而是俄国、苏联在进行国家角色定位中产生的问题。苏共犯“超阶段”错误的原因不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有误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当,而是在于它对俄国、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尤其是在它与西方关系上定位不当。我们在探究苏共“超阶段”问题时,必须注意挖掘意识形态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     

没有苏联的日子

大部分俄共支持者都是老人,为党投票的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减少党的政治精英们都老了今天的俄罗斯,街头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无论是自带干粮的反对派,还是打着红色镰刀斧头标志的俄共,几乎都以年轻人为主;但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是当年苏共精英的不同派别力量,他们被边缘化,但不甘被遗忘。"苏联时期是5万本的话,现在只有500本。"在回答自己著     

浅析苏共解体对我党建设的启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解体由波兰逐步波及整个欧洲,最后甚至连号称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都难以幸免。苏东剧变,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给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坚持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转型的新时期,我国也同样面临着新的问题。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相继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监督条例》标志着中共中央对党的建设的重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尝试通过对20世纪末苏共解体分析和概括,从而得出对我党新阶段改革的几点启示。     

岂能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辩护!

郁知非同志：《中华魂》转来了你给编辑部的信。你提到的那篇《众说纷纭》的文章,我也看到了。在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之际,我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总结其教训。科学地进行这项工作．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苏联亡党亡国这样的历史性事件,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有人说“糟得很”,有人说“好得很”,至于说到亡党亡国的原因,那更是众说纷纭。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系党的兴衰成败——苏共失败的教训之一

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系到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当好了先进生产力的忠实代表,党就发展壮大,就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背弃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先进性就失去了基础和依据,党就会变质,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苏共失败的教训之一。     

论苏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苏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而夺取政权的,在它执政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借助于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是有其限度的。同时,苏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刚性特征,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利于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建设。     

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及其后果

在苏共执政过程中,关于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这在苏共执政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苏共缺乏执政合法性意识的自觉,给苏联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要善于体察民心民意,不断充实和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学会调适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等。这些历史教训值得社会主义国家认真汲取。     

苏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最先尝试,其包含许多的价值观考量。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与鼎盛阶段、陷入僵化与困境的阶段和解构与溃败阶段。其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必须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并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建设;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