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中蒙关系发展的几点思考

蒙古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本文在分析中蒙关系的历史发展、中蒙两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针对蒙美、蒙日关系的迅速发展,认为中国有必要大力推进中蒙关系的发展。并且从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政治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20世纪前期蒙古南左末旗(群科扎萨旗)的历史变迁

文章依据作者对群科扎萨旗的调查和历史资料,从“文化主位”的立场,引述群科扎萨旗蒙古人对青海蒙古历史文化变迁过程的不同看法,考证群科旗的地域分布,分析了近代青海蒙古衰败及其文化变异的原因。     

试论“呼图格沁”歌舞中体现的文化传承与融合

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图格沁”歌舞,是一种集祝颂、民歌、舞蹈、说唱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遗产。“呼图格沁”歌舞中表现的人物形象独具特色,它不仅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萨满教文化相联系,与藏传佛教“查玛”乐舞相融合,后来汉族文化内容也融入其中,使“呼图格沁”歌舞成为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例证。     

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境内，北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界。古城遗址平面基本呈方形，四面墙体上开有4座城门，城内目前调查钻探发现有16处建筑院落基址和1处佛塔塔基。该古城应始建于17世纪40年代初，废弃于18世纪70年代，前后沿用约130余年，在巴图尔珲台吉至僧格时期是准噶尔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古城遗址的调查和勘探以及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可为研究明清时期卫拉特蒙古的社会历史、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重要的资料。     

蒙古帝国时期的东西方贸易

1200年到1400年,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开创了近两个世纪的“蒙古和平”。尽管不少学者对和平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单纯从物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蒙古帝国始终是和平的。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中,东西方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贸易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欧亚各地的商业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商业城市高度繁盛,商贸路线开放畅通,商人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虽然,蒙古人之间的不和与冲突对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但从大环境来看还是利大于弊,至少相较蒙古帝国之前有了很大改善。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女性的“语言”:卫拉特蒙古的女性与禁忌

本文以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该社会中使用的女性语言。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语言禁忌、尤其是对女性语言进行考察，发现人们利用语言禁忌维持他们社会的秩序，即保持神圣的存在的中心位置的同时排斥负的、不可控、污秽的存在于生活空间的外围。但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结构中也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即女性。神圣的存在中也有与普通的人们相比较更神圣的女性，同时与危险的自然力量等比较女性也更为安全和普通。不管女性是神圣的存在还是普通的存在甚至是危险的存在，女性语言都能够使其他者化。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