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潦而不倒的一生

“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老舍曾这样评价过清代文人蒲松龄。他的一部《聊斋志异》,说尽鬼道人间,刺贪刺虐,在中国妇孺皆知。而这位大师的人生,却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连自己的著作也无钱印行。种种痛处,只印证了一句古话：“穷愁著书。”     

蒲松龄应举心态论略

蒲松龄并非一生孜孜汲汲地奔竞科场,也不是从未淡忘功名。其应举心态是:青年时期是信心满怀、汲汲追求;壮年到中年前期是苦闷失意、不甘认输;中年后期是怨愤不平、心灰意冷;老年则是冷眼闲看赴试者。     

关于《聊斋志异》悬念艺术的探讨

蒲松龄是一位善于营造悬念的大师。《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性作品 ,几乎篇篇有悬念。恰当地运用悬念是《聊斋志异》建构艺术大厦的一大特色。蒲松龄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 ,他充分运用悬念调动、控制读者的情绪 ,让读者始终跟着他手中的那根神奇的魔术棒走———时而愁 ,时而怒 ,时而提心吊胆 ,时而心花怒放。     

论《聊斋志异·辛十四娘》的叙事艺术

《辛十四娘》是《聊斋志异》中较能体现蒲松龄叙事艺术的一部短篇小说。它采取"资助型"叙事模式,通过明暗双线叙事结构的设置,在遵循线性叙事的基础上,辅之以插叙和补叙,并利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变换的技巧,实现小说情节有条不紊又出人意料地推进,同时在字里行间塑造辛十四娘高洁自持、勤俭持家、善于识人、谋略过人、一心修仙的人物形象,做到了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推进的有机统一。     

《聊斋志异》抄本残卷一种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有《聊斋志异》抄本残卷一种,日本学者对它进行了初步研究,该残卷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题域浅论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许多花妖狐魅与人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许多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青年男女,并通过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情观——青年男女们应追求真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禁锢,歌颂知己之爱,提出“元以贫富论”的爱情观。     

论蒲松龄的儒者情怀——以小说《聊斋志异·黄英》为中心的考察

身处明清社会的转型时期,受大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松龄认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儒＂是正统。《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在传统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在新价值的赋予和消解过程中体现了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遵从。陶弟化菊,黄英不复业菊都表明,虽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终都要由商回归儒,从中折射出蒲松龄对儒家文化的坚守。在这篇小说中蒲松龄还叙写了黄英与马子才之间理性掺杂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写爱情和婚姻之际,少了＂心学＂对个性的张扬,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温柔敦厚。     

梦魇里的华美 惊魂后的沉思——蒲松龄志怪小说与爱伦·坡恐怖小说之比较

蒲松龄和爱伦·坡两位大师均在怪异小说方面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蒲松龄以生花妙笔赋予鬼狐以人的爱恨情感,使之在人的社会法则中演绎一个光怪陆离的因果传奇.而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则不受时代的限制,在神秘莫测的幻境中表达永恒的主题:美的幻灭,死亡的恐怖以及对怪异现象的疑惧.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严格遵循“现实”原则,真实表现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工具化”的悲惨境遇。蒲松龄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超凡的女性形象、平凡的女性形象,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因具有超凡能力而拥有自己的意志,保持着独立人格;另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和平凡女性因将封建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身需求而无力拥有独立人格,依附于男权社会。蒲松龄尊重、欣赏女性,对她们受“制度”控制无法冲破现实藩篱的无奈与不幸给予了同情和怜惜。     

《聊斋志异》借鉴《太平广记》三题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多方借鉴,词语、句式乃至有关情境常从古代典籍文献如《四书》、《五经》、《左传》、《楚辞》、《战国策》乃至历代正史、笔记小说中汲取营养,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这正是《聊斋志异》有别于历代文言小说的显著艺术特征。《太平广记》是宋人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内容丰富,受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作方法的蒲松龄的青睐势所必然。《聊斋志异》有关本事与《太平广记》的渊源关系,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再加探讨;词语借鉴、情境借鉴以及注释校勘与《太平广记》的关系则是讨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