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虎地秦简出发看秦朝谷物的播种到贮存

发掘于1975年湖北江陵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竹简内容详尽丰富，涉及到秦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秦朝农业的研究更是大有裨益。其中如《秦律十八种》中的《仓律》、《田律》等内容介绍了农作物从播种到生长到仓储的很多方面，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法律措施进行规范和管理，包括种子败坏、灾害上报、存贮与提取，防治蚊虫等，对我们理解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有很好的帮助，对现代农业发展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秦简文字琐记(三则)

龙岗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有些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龙岗秦简第264简中的"贩假"应当解释为"买卖";第151简中的"田""诈伪"应理解为"欺压和欺诈"两种手段;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第38-39简中的"利"当训作"饶","本"当如整理者所说,理解为"农作物"。     

彭嘉衡：美国“飞虎队”里的“中国虎”

“冒名顶替”投笔从戎 彭嘉衡原本并不叫彭嘉衡,而是彭淮清。父亲下南洋谋生,随后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少年时回国读书。1938年8月,彭淮清跟随高年级的同学,准备投奔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到了广州,他们遭遇日本飞机天天轰炸,铁路被炸毁,难以成行。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秦汉律与唐律“谋杀”比较研究

秦汉律中,关于谋杀定罪量刑的记载多附属于贼杀、盗杀等罪名,根据目前所见文献,秦汉律中的谋杀均为共同犯罪,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未杀与已杀两个阶段.唐律中,谋杀是独立且内部结构非常庞杂的罪名,既可以是共同犯罪又可以是单独犯罪,但由共同犯罪构成的谋杀是唐律中谋杀的典型形态,唐律中的谋杀包括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谋杀是贼杀、盗杀等法律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派生的产物,秦、汉时期是谋杀这一概念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现有材料,唐律中的谋杀在含义、定罪量刑、犯罪形态、行为阶段等方面较之秦汉律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从中仍能明显地看到沿袭秦汉律的痕迹.     

对曾根俊虎西湖之行的考察——以《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和《清国漫游志》为中心

1874年曾根俊虎西湖之行有两种记录:《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和《清国漫游志》,前者成于1874年,后者完成编纂于1883年.这两个时间前后,是日本和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转型”时期.当时日本复杂的社会现实、思想潮流以及中日关系等各种历史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投射到这两部著作中.尤其是《清国漫游志》,不仅展现了曾根俊虎强烈的人生追求和长期坚持的兴亚理想,并可藉此探讨曾根俊虎思想认识、情感世界的变迁和多舛的人生际遇,以及这些与当时社会各种状况的联系.     

明清时期山西虎的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历史时期,山西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考证出明清时期山西共计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发生虎患州县共计33个.虎患发生的原因应从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和老虎自身的习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仅根据虎灾分布状况,难以描绘出老虎清晰的消退轨迹.     

动物

美国找到植皮新方法；炸弹侦测新技术；基因识别癌症的致命标志     

打“虎”莫做孤胆武松

《资治通鉴·唐记二十六》曾记载唐睿宗说过的一段话：“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这是针对当时的御史杨孚讲的。御史就是监察官,身为御史的杨孚不畏权贵,履职尽责,弹纠了不少朝廷当时位高权重的人的过失,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睿宗面前诋毁杨孚。睿宗对杨孚给予了及时的保护,让那些作奸犯科的权贵得到应有的惩罚,与此同时,在朝堂上树立了典范,让更多的御史言官敢于以杨孚为榜样,履职尽责,当时的官场风气也有了好转。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教育制度论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为研究秦代教育提供了新材料,竹简的若干条目客观反映了秦代官员教育和基层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简文,可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下,无论是高级官吏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平,这有助于对秦代教育做重新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