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对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的影响：工作-生活冲突的中介和编制身份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选取浙江省某3市的幼儿园教师244名,使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量表、教师工作压力量表、工作-生活冲突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工作-生活冲突在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幼儿园教师工作压力间起中介作用;编制身份能够调节非工作时间连通行为与工作压力的关系。基于此,幼儿园管理者应当为幼儿园教师划定工作-生活界限,赋予教师“离线权”;避免身份偏见,合理分配工作任务;明确幼儿园教师职业定位,回归教育本身。     

论刑法与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衔接

当前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依赖检察建议、认罪认罚从宽等程序的补充,难免有意犹未尽、浅尝辄止的不彻底感。从刑法理论重新审视企业犯罪,企业自身责任论体现出与企业合规更强的契合性,应当肯定合规计划既能作为减刑依据,也能作为出罪事由,为企业合规出罪提供更加丰富的实体法支撑,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效能。     

论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基础

本文拟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探索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基础.作者首先追溯了"言即行"观点的哲学研究传统,讨论了日常语言哲学的特点以及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背景,然后指出语言现象学为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步骤和方法.本文最后总结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意义,该理论是对哲学"语言转向"的二次推动和促进,具有创新意义.     

正视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

在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市场环境存在诸多非理性因素,加之决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使得很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而这种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却往往影响着企业发展和命运。     

人际公民行为成因研究:社会网络视角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由一系列非正式的合作行为构成。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人际公民行为。本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中国企业员工人际公行为成因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公民行为的成因模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个体网络中心性通过个体社会资本、个体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发挥影响作用;从而验证了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点的分布和位置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点的行为和态度。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是严重侵犯儿童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近些年,公安部相继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众的生育观念、受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欠缺、拐卖儿童犯罪低成本—高收益的犯罪性质等原因,始终难以对其进行有效遏制。可以借助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效的防控对策。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刑事责任年龄下调问题——兼论未成年人短期监禁刑行刑方式改良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意味着更多的未成年人存在被适用监禁刑的可能性,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点,监禁刑弊端变得尤为显著。半监禁刑作为一种短期监禁刑的替代执行方式,其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跨越监禁场所和矫正场所两个行刑空间的行刑方式,保证服刑人在服刑过程中不切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重视惩罚的行刑目的转向为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行刑目的。不难发现半监禁刑较短期监禁刑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减轻惩罚占比提高矫正占比的行刑观念,尤其适用于判处短期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在行刑社会化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未成年服刑人危险性评估制度和良好的信息沟通制度,已经初步具备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引入半监禁刑制度的基础。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标准研究

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易发多发的现实出发,以实证视角分析司法打击力度无法遏制这类案件发生的现实困境,深入探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短缺问题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过于客观化之间紧张张力,提出突出自由心证模式,探索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引入激奋言词例外规则,运用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围绕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构造证明体系,提高打击犯罪质效以满足现实司法的迫切需求。     

金融衍生品交易与商业银行绩效——基于美国的经验

利用18家美国银行控股公司2005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对商业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在对银行持有衍生品头寸目的加以区分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整体上、分类样本以及次贷危机前后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对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收益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上非交易衍生品面值规模越大.银行的收益越大,但增加了银行的整体风险;相对于主导型银行,参与型银行可能持有更多的衍生品投机头寸,从而增大了自身的系统风险;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在次贷危机前相对于危机后持有更多的衍生品投机头寸,从而增大了自身的系统风险;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品行为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商业银行严格利用金融衍生品对冲基础资产风险,金融衍生品的利用对银行而言也许是一种有益的管理尝试,但是如果商业银行过多地用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以获取较高的收益,金融衍生品的利用会导致银行整体风险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