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趣"论的自然主义误区——兼与张少康先生商榷

张少康先生对袁宏道的＂趣＂评价过高,不符合实际。袁宏道的＂趣＂论隐含一个错误的公式：趣=真=自然=本性,从而流于自然主义。这一自然主义误区是由晚明肯定人欲、倡导个性的启蒙思潮和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造成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袁宗道的诗文理论探微

袁宗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主将之一,他的诗文理论是公安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刻的见解是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的先声。袁宗道提出了反对复古模拟、主张＂文学发展观＂、崇尚独创、以真为美等文学革新的主张,为后来袁宏道的全面系统的＂性灵＂理论的提出起了决定性的先导作用。     

袁宏道与吴地人文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任吴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再历游吴越.作为一种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吴地人文相当程度上改变着袁宏道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重塑其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在批判接受吴地人文的基础上,袁宏道形成纵情适意的文化品格和"独抒性灵"的诗歌观点.袁宏道与吴地文士在"性理"和诗歌创新观念两方面的冲突分歧,则代表着万历中期革新诗人与吴地文士在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上的分野.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袁宏道山水游记异文的产生——何伟然改稿说再探

袁宏道诗文集的刊刻版本以吴郡本、梨云馆本、小修本等为代表,而对比吴郡本与梨云馆本中收录的山水游记,我们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异文。罗庆云、戴红贤两位作者在联名发表的论文《袁宏道山水游记异文研究——以吴郡本和梨云馆本为代表》中认为,异文产生的原因在于何伟然——梨云馆本的编订者,私自改动了本来的游记原文。但是今就《解脱集》中西湖游记异文来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事实上,游记异文的肇始者可能还是袁宏道本人。     

“盖天盖地”与“蕴藉风流”——浅析袁宏道与袁枚“性灵”之不同

提及“性灵”说,人们会立刻联想到袁宏道与袁枚二人,并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以为他们写诗论诗专主性灵,求新奇活转,逸趣生动。诚然,由明末公安诗派至清中叶袁枚等性灵诗人,其诗说自有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在明清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二人各自生成迥异的气质、个性、思维、观念,其“性灵”之说也各有面目。本文试从明清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等方面入手,论述二袁“性灵”之不同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从拥袁到弃袁——民初黄远生思想之变迁

黄远生以独到的目光,敏锐的洞察力,尖利的笔锋揭示了民国初年社会政治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其对袁世凯的思想认识前后不同,前一阶段拥袁,其主要通过书写各种政论文章对袁世凯进行善意的规劝.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破坏法制的活动的日益加剧,最后甚至走上了帝制复辟的道路,远生由此对袁世凯彻底失望,出走美国.终其一生,远生只不过是在努力规劝袁世凯,并未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之统治,也非袁党中人.     

论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考察公安派兴起与袁氏兄弟的外祖龚氏家族的关系,可以发现袁宗道作为长子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心学实践、官成名就与文学教导为公安派的兴起做了根本性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