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场域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心理可得性为中介变量,工作复杂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造力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运用Spss21.0和Mplus7.0统计软件对来自10家企业的273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可得性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复杂性对包容性领导与心理可得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且正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城郊农民“被市民化”:问题与反思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大量的城郊农民"被市民化"。分析了城郊地区农民"被市民化"的整体情况及就业现状,通过与市民化的对比分析发现,农民"被市民化"后不仅物质生活水平低于原城市居民,而且还难以适应城市生活,成为社会的边缘人。通过研究发现被征收土地是农民"被市民化"的主要原因,而户籍制度在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在反思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增加农民的可持续生计资本,降低不确定性等建议。     

团体心理辅导提升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以西南石油大学为例

为了了解团体心理辅导对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的干预和提升效果,以心理资本问卷作为评估工具,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在西南石油大学公开招募留守经历大学生作为被试。研究发现：实验组前后测的心理资本得分有显著的差异,表现为实验组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对照组的心理资本前后测得分无显著差异;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心理资本后测得分差异显著,表现为实验组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实验组中,绝大多数学生对整个团体活动感到满意,认为在活动中有所收获,觉得团体辅导对重新看待自己的过去和成长经历有较大帮助。     

时间量度机制的内在逻辑结构

本文通过对时间量度内在逻辑结构的剖析 ,阐释了时间的本质及其属性 ,提出了对时间的新认识 ,并简要评价了牛顿、马赫和爱因斯坦的时间观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减税规则的产权与效率——供给学派公平效率观的产权分析

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增税实现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供给学派则认为减税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意义上的公平。前者被称之为增税规则公平,后者被称之为减税规则公平。二者虽然都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排他性所有权作为产权基础,但增税规则有损所有权的排他性,两种规则从而有各自不同的效率。     

西方百年"解悖"初露曙光?--"语境敏感"解悖方案的"乌云"

整个20世纪,悖论研究在西方历史上掀起第三次高潮.众多学者奋力"解悖"(主要是"说谎者"悖论),但直至80年代末,仍然束手无策.正当他们感到渺茫绝望之际,前景忽露曙光伯奇、巴威斯、德福林等提出一系列的"语境敏感"方案,被一些专家誉为"奇迹"这种方案很自然地消解了"强化谎者"悖论这一"千古之谜".但是,这种方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消解"矛盾被证"(悖论),它回避、拆散、压制或消灭"仅是矛盾".而我们的"复合命题"解悖方案,既能保留"仅是矛盾",又能消解"矛盾被证"(悖论),完全不具"特设性".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

删除权是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权利,该权利是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享有决定权的具体体现,也是对目的限制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贯彻落实。在我国法已经对删除权、网络侵权责任中通知删除规则以及对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需规定被遗忘权。删除权不同于自然人撤回同意以及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删除权的权利主体是个人,义务主体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的情形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也有权请求处理者删除。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尚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不得行使删除权,但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储存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以外的处理活动。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删除权的请求,个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实现对删除权的司法保护。     

可持续生计视域下的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1978-2008年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催生了8300万被征地农民,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随之显性化.当前以货币为主的征地补偿因无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而被看作是缺乏经济效用的补偿,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有忧、长远生计更无从谈起,部分被征地农民近期生存无忧、但远期生存有虑,总之,他们的长远生计无保障.就业是重建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唯一路径,也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分为失地失业的大龄、女性农民,失地失业的青年农民、失地失业的富农三个类别,分析了失地后其所面临的失业、贫困风险,并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探讨了三类群体可行的就业路径.